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记载，到了唐代宗李豫的大历二年（767年），刚开始时，皇帝只是喜好重视宗庙宗祠的祭祀活动，对佛教不太重视。

但皇帝身边的三位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皆好佛，其中以王缙尤甚。王缙不食荤血，与杜鸿渐“造寺无穷”，带头建造了无数座寺庙。

一天，唐代宗问他们：“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询问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这种事情有还是没有。

元载等奏曰：“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

他们把平息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平定仆固怀恩等人的叛乱，平定戎狄的入侵，功劳全归到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上了。

大唐王朝的朝廷要员们佞佛如此，整个社会佞佛现象也就可以想见了，上行下效，古今社会风气如此。

唐代宗由是深信佛教，经常于宫禁中请百余位僧人吃饭慰问。他甚至相信佛教有退敌功能，如有寇至，则令僧人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

一个名叫“不空”的胡僧，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这个胡僧于大历九年六月卒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和尚可以在朝廷为官，从武则天开始就有了先例，这也应该是大唐王朝的创举，是大唐王朝佞佛的极致体现。

当时京畿，良田美地多归僧寺。唐代宗敕天下：无得箠曳僧尼。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在五台山建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

宰相王缙甚至给中书省的符牒，令五台山僧人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朝廷下发红头文件，让五台山数十名僧人到全国各地去化缘募捐，用以建造寺庙，可见朝廷十分重视佛教场馆建设，重视佛教文化宣传。

宰相元载等每“侍上从容”，即等到皇帝时间宽裕时，就“多谈佛事”，向皇帝灌输佛教文化思想。上行下效，皇帝与宰相们带头佞佛，“中外臣民承流相化”当是必然的了。一时间，大唐王朝，“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宰相杜鸿渐因出使蜀地，无恙而还，他认为这是佛在保佑他，所以回到长安后，又“饭千僧”，大摆宴席，请千名僧人来吃饭，以表对佛教的报答之恩。

到了大历三年（768年）春正月，唐代宗又“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皇帝亲自扮演起了剃度众生为僧为尼的大法师角色。

在皇帝和朝廷重臣带头鼓励下，大唐王朝僧尼队伍日益庞大，寺庙香火愈烧愈旺，佛教文化愈来愈深入人心，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直至出现了一次次迎佛骨进皇宫膜拜的现象，从而也引起了那些守护尊奉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人士的高度警觉与强烈反对。

大唐王朝关于佛教的争论，仍在进行着。

束有春 2026年3月2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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