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不同时期的农民问题,是其一生最富创造性的伟大贡献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说,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他从中国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阶级只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就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在他一生的伟大实践中,始终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大革命时期,当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大肆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时,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歌颂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先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定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他把人民比作上帝,共产党人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感动人民这个上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他说:“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结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他还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经常说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得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毛泽东绝不姑息迁就。在延安,驻于小砭沟口的中央警备团想盖一座平房,在延河边占了农民二亩平地。要知道,陕北高原大多是山坡地,二亩平地那可是老乡的心尖子。被占地的农民表示抗议,但警备团却置之不理。于是,这位农民就给毛泽东写信反映。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命令警备团停止建房,将土地归还农民。为此,他专门批评了警备团,说:作为警备团,应该最体贴人民群众,最能为人民利益服务,怎么能干出这样的蠢事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警备团退回了二亩平地,并向农民赔礼道歉。群众高兴地说:“毛青天来了!”
毛泽东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之家,是农民的儿子。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总是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早在1919年7月,他就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战争年代,他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必须通过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就会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关系到能否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课题。
如何处理群众矛盾和干群纠纷?毛泽东指出:“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发人深省啊!
来源: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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