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无论大小，从古到今，对他们的评价，不外乎有以下几组相对应的语词：“清官”对应“贪官”，“明官”对应“昏官”，“勤官”对应“庸官”，“循吏”对应“酷吏”，“忠臣”对应“奸臣”，“公仆”对应“老爷”，“好官”对应“坏官”，等等。时至今日，民间还有“父母官”“儿子娃娃官”等说法，这些均表达了为官者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表达了老百姓对为官者的褒贬爱憎。

我国古代就有强调为官者要爱民如子的吏治观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官者要心系民生、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发展壮大到今天，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有许多重要原因在起作用，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官吏如何与民同心同德，如何做到关爱民生、爱民如子，带领民众去追求美好生活。

在读史过程中，我对“父母官”三字的真正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它的出处就是专指那些“慈母”“慈父”般的官吏，而不是指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剥削民生利益的官吏。

历史上被老百姓冠以“慈母”“慈父”的官吏也许有很多，就我的阅读视野所及，有如下三位封建官吏的美好形象被我捕捉到了，现与读者诸君分享。

第一位，被岷州百姓称为“慈母”的隋代辛公义。

辛公义是隋代一位爱民如子、被百姓称为“慈母”的官吏。

据《隋书》卷七十三《循吏列传》记载，辛公义是陇西狄道人，幼年早孤，靠母亲把他拉扯大。他的母亲知书识礼，亲自教授他经史书传，所以，辛公义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

历经北周到隋，辛公义曾在隋灭陈朝的战役中立功，官至岷州刺史。

岷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岷县一带。辛公义到那里任刺史后，发现当地有一种陋俗就是“畏病”。如果一个人生了疾病，全家人都躲避得远远的，根本不去管他的死活，“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正因为生病的人没有人给予照料，不能及时就医吃药，所以只要生了病，这个人，十有八九都得死去。

辛公义对这种风俗感到既奇怪，又十分不满，决心要改变这种陋习。

于是，他就先派遣属下官员们，分别对本系统情况进行巡检，如果遇到有疾病的人，就用床把他们抬来，直接安置在刺史大老爷的听事厅堂中，让懂得医术的人来给他们治病。

这项政策出台后，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感恩官家。到了夏天“暑月疫时”，发病的病人有时会达到数百人，他的听事大厅和走廊上都住满了病人。政府办事衙门，一下子变成了临时医院。

辛公义亲自“设一榻，独坐其间”，把自己的办公桌就置于病人中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别人生病并不可怕，不要抛弃生病的人。

与此同时，辛公义又把自己所得的秩俸银两全部用来买药给患者治病，并为他们请来医生，帮助病人看病。

除了劝病人吃药看病，辛公义还“躬劝其饮食”，亲自劝说病人吃东西，以增加营养，增强身体的免役力。经过他的悉心安排与亲自关心，终于把这些病人的病全部医治好了。

这天，辛公义派人把这些病人的家属亲戚都召集过来，对他们进行劝谕教化。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

辛公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这些病人家属和亲戚们：之前生了病的人之所以会很快死掉，就是因为家里人把他们抛弃不管、病情加重造成的，现在我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也没有被传染，他们的病情都“复差”好转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之前的说法。

当地的那些“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这些病人家属、尤其是那些晚辈们，带着自家原先得病、现在被治愈的亲人，离开了辛公义的办公听事大厅，对辛公义是千恩万谢。

从此后，境内如果有人遇到生病，“争就使君”，都想到要尽快跑到辛公义这里来求助，希望使君大人救命。

辛公义对此，不仅不感到厌烦，而是热心接待，如果发现病人没有亲属照料陪伴，他就直接“留养之”，将病人留下来治病养病，直至痊愈。

正是在辛公义的影响带动下，这一带的人“始相慈爱”，人与人的关系开始出现温情，终于使那种对家里亲人生病就抛弃不管的陋习民风得到了革除。岷州合境之内，都亲切地称呼辛公义为“慈母”。

辛公义后来调到牟州任刺史。他刚下车，就先到当地的监狱中，“露坐牢侧，亲自验问”。

以前的官吏，尤其是县府州郡的一把手，其主要职责就是为老百姓析讼断案，是当地的头号大法官。

辛公义到了牟州后，就直接到监狱现场办公，“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一直坚持现场办公，连续十几天不休息，处理完所有的案件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

从此以后，如果接受到新的诉讼，他要求快速处理，“皆不立文案”，随到随办，派遣当值佐僚一人，就在一侧坐着讯问。如果事情没有处理完，案件还有需要回避的地方，辛公义晚上就睡在办事厅处理，事情不处理完，他“终不还阁”，就不回到自己的住地去休息。

对于他这种办案风格，有人曾好心劝谏，提醒他说：“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意思是说，办理这些案件有程序，使君你何必自己那么辛苦。

辛公义回答说：“作为刺史，我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他把百姓犯罪归咎于自己德能引导不力所造成的，把人关在监狱里，他自己感到心里不安哪！这让我们想起了商朝开国君王商汤的那句话：“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体现了旧时统治者和官吏的政治担当。

那些犯罪的人听了辛公义的话之后，“咸自款服”，对辛公义的析讼断狱和教育引导都心服口服。

打这以后，当地有欲诤讼打官司告状的人，当地乡闾父老知道后，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从此，这一代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人与人之间更加注重相互谦让，民风更加纯朴文明了。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曾任扬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杨暕害怕他的属下官员有犯法现象，希望辛公义能够网开一面，不要严查了。辛公义回答说：“奉诏不敢有私”。等到了扬州任上后，“皆无所纵舍”，对官员贪赃枉法现象予以严惩。杨暕为此怀恨在心。

隋炀帝即位后，扬州长史王弘入为黄门侍郎，乘机说辛公义的短处，隋炀帝竟然听信，将辛公义的官职给罢免了。

这时，出现了许多官场中正直官吏到朝廷为辛公义喊冤的情况。史载：“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能敢于勇敢地站出来，为同僚鸣冤叫屈，不惧天颜动怒，这在封建官场是正常的政治生态。几年后，隋炀帝终于醒悟过来了，又任命辛公义为内史侍郎，后来又任命他为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

辛公义后来“卒官”，死于任上。他一生清白为官，心系苍生社稷，其“慈母”官形象，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束有春  2026年1月25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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