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浦县驻军诸问题考述（下）

甘继民

【导读】

此文上篇讨论了明代江浦县驻军四个问题：（1）浦口城先后进驻“五卫”；（2）洪武年间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下，并迁县治与卫俱；（3）江淮卫管辖马快船，实为朝廷水上运输队；（4）浦口城“三仓”问题。下篇将讨论（5）县内营屯：屯营，屯田，草场等等；（6）军卫与地名；（7）举例简说“卫籍”士人籍贯认定问题；（8）如何处理军地矛盾。


                                                         （浦口城城墙砖）

5.县内营屯：屯营，屯田，军营，草场，牧场，教场

明代的卫所制，采取的是兵农合一、屯守兼备的策略，战时是军人，平时是农民，战士们农闲时参加军训和演练，农忙时则参加田间劳作。这种兵制不但保障了兵源，也满足了军队的粮食供给。战士们集中住宿，其驻地叫做“屯营”。朝廷又动员和组织其妻子儿女前来同住，共同生活，屯营遂逐渐形成村落、里閈、集镇，若干年之后，许多军人子女遂入籍本地，以便就读县学，参加科举考试，或从事其他谋生行业。

江浦县域狭小而屯营较多，许多屯营杂处于当地村落之间，卫田与农田也难以划然分开，由此也带来很多矛盾（后文讨论）。

据《沈志》，县内有六处屯营：（1）锦衣卫屯田千户所：在遵教乡石碛桥（今属桥林街道）；（2）镇南卫屯田中前所；（3）镇南卫屯田中后所：二所皆在县治西南二十五里白马乡（约在今江浦街道高旺社区）；（4）和阳卫屯：杂于崇德、孝义等乡（在浦口城西门外，见前文）；（5）旗手卫屯：在县任丰乡（今属汤泉街道，部分在星甸街道）；（6）鹰扬卫屯：在遵教乡（今属桥林街道）。

此外，不同于屯营（营房及周围屯田，相对集中），各卫可能还另有散布各地的屯田（较为零散）。比如应天卫在今星甸、汤泉、北城圩、盘城一带滁河圩区，各有所属的屯田。

为监督管理军屯问题，南京都察院还曾在浦口城设“屯田察院”，作为监察御史过江来此办公、休息之用。

供战士驻扎和演练的军营，不同于“屯营”。据《江浦埤乘》，县内另有五处军营：（1）宁家营：在县城南三里。（2）白塔营：在治西三十里，今星甸一带。（3）善安营：在浦口城朝宗门外十里许，大约在今花旗营一带。“沈志”谓“以上三营，每岁正月初五日始，三月十五日止，操演各卫屯军”，可见明朝“营”兼有县内卫所驻扎、各卫屯军定期会操、供上司莅临阅兵的场地功能。（4）间山营：在浦口城后，大约在营盘山一带。（5）杏花营：在乌江。

洪武中县内多处建有牧马场，原设六处，后增五处。嘉靖十年（1531）始，因江北不宜养马，各处牧场“听民认垦、升科”（即任凭居民开垦为田地，只需报官定额缴税即可），遂逐渐改作普通农田。惟任丰乡（汤泉地区）仍保留锦衣卫、旗手卫等两处草场，其主要用途是训练骑兵，而非养马。

教场，又写做“校场”，又称之为演武场，是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沈志”仅记载“浦子口教场”一处，旧在浦子口城望京门外，后坍江淹没，弘治十二年，移至万峰门（西门）外三里六峰圩，每岁春秋操练应天等五卫官军于此。《江浦埤乘》则记载四处：一在县城东北里许；一在浦口万峰门外六峰圩，清代仍为驻兵操演之地，光绪年间废；一在浦口城内武德卫署附近，计十五亩，名射圃，晚清属“浦口营”，名东教场；一在府山前浦口营都司署西侧，晚清名之曰西教场。此外，同光年间，尚有吴长庆“庆字营”等浦口驻防军在浦口朝宗门内、攀龙门外、城隍庙西、江沿街南等处在居民区间开辟的“平作操场”（临时性的），不在此列。

6.军卫与地名

明代大量卫所军屯于此，产生许多地名，如今大多已经成为“历史地名”（不再使用，地名消失），也有许多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地名来源和意义已经模糊，简述如下。

（1）仍在使用的地名

左所大街：在浦口城东门外，南接东门大街，北至碧泉，与朱家山河毗邻，长约一千米，明清建筑保存较多，今老建筑多已拆除。明代军卫下设“所”，一个建制完整的“卫”，下设左、右、前、后、中五个“所”。《雍正江浦县志》始出现“左所巷”，《江浦埤乘》出现“左所大街”。今缺少史料以确定“左所”所隶属之卫名。如前所述，明初应天卫驻鼓楼一带，和阳卫驻西门外，龙虎卫驻西门内，横海卫驻南便门（望京门）内，武德卫驻东门门内，此“左所”有可能隶属武德卫。当然，也可能是弘治年间驻扎在南门被水淹最严重的横海卫之“左所”，后迁至此地。

龙虎巷：在浦口城西门内，《江浦埤乘》谓浦口附凤门内有龙虎山，“下为龙虎巷，旧有关，额曰‘龙虎旧里’，即明龙虎卫所居”。晚清民初，津浦铁路通车前后，大量来自天津的技术人员入驻此巷，带来许多天津风格的住宅建筑留存至今。“龙虎山”显然也得名于龙虎卫。

（2）历史地名

江浦县城西南郊圩区（旧为沿江小圩，后合并，今属江浦街道），据《江浦埤乘》，旧有黄所圩、和阳圩、刘所圩、谢所圩、李所圩、欧所圩、教场圩等地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犹有李所、沈所、谢所等地名，1958年由李所、沈所，谢所三个高级社联合组建生产大队，取名三合大队，1981年，又与河北大队，合并“四所村”，属江浦街道。“黄所”等地名，极可能源自江淮卫所属各“所”，黄姓或为该所最初“所长”（千户，或百户）姓氏。

旧江浦县地名里的“营”，可能大多与明代军卫无关。如朱家营（永宁街道），据“一普”走访调查，元末朱姓为躲避战乱，自安徽凤阳来此建村，村址曾扎过兵营，故名朱家营。郑家营（永宁街道），民国初期，郑姓从山东迁此，建村于清末兵营废址上，故名。周营（桥林街道），清末建村，村民多周姓，太平军曾在此扎营，故名。李营（桥林街道），位于周营西南2.5公里，太平军曾在此扎过营，后李姓建村定居。黑扎营（盘城街道），相传太平军曾黑夜到此，扎营过夜，故名。

（3）有几个特殊的今仍在使用的地名，需要略作研究

一是营盘山，在浦口城旸谷门（北门）外，定山南麓，今大顶山下，《江浦县志》未载此山，俗称此地为“老营盘”，又称营盘山。此地应为明代“间山营”所在。

一是花旗营，地名来历及含义迄今不明。此地名最早见于《江浦埤乘》卷一《乡保》，谓江浦县东乡有“花旗营保”，但未详地名含义。笔者推测明初该地为“善安营”，乃符合《江浦埤乘》卷十三《武备》所称“善安营：在浦口城朝宗门外十里许”的记载。今该地仍为军营（“舟桥旅”等军事单位用地）。《南京地名大全》等书称“传为清军浦口营八旗兵营地，故名”，有一定道理在。

 

              （读书一生照片：江浦县城西门大街城隍庙巷地名牌）

7.举例简说“卫籍”士人籍贯认定问题

籍贯，《辞海》解释为“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这样的解释，用于明史研究，会产生许多问题。在明代，籍和贯并不是一回事，贯指“乡贯”，相当于《辞海》所说的籍贯；籍则是“户籍”，是世代承袭的对封建国家应负的不同义务，分别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设灶煎盐）、渔户、船户等等，总计超过80种。户籍世代相承，严禁改籍。卫籍，即军户，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户籍。

按一个满编卫5600人计算，明初浦口城“五卫”将士总数近三万人，若加上陆续迁来同居的将士家属，这个数字恐怕得翻上一倍。当然，永乐十八年起应天、龙虎、武德等三卫大部分将士陆续调往北京，留守浦口城将士及其家属估计仍有两三万之巨。驻县城的江淮卫大多为水军（水手），入驻县城的军人及其家属应有数千人。这六个“卫”之外，县域内还有来自南京锦衣卫、旗手卫、镇南卫、鹰扬卫等卫所的屯营，估计也有数千人。不论其原籍（乡贯）在哪里，这些将士及其子女都在江浦这个地方取得拥有一个新的户籍，这就是“卫籍”。

卫籍将士六十岁以后可以告老辞职，其子孙后裔须有一人承袭其军职（军官或士兵），军户里其余成丁（所谓余丁）作为“预备役”，可以暂时从事其他职业，当然，也可以读书科举，并登入仕途，从而脱离“卫籍”的责任。

为解决卫籍后代读书问题，明英宗朱祁镇诏令天下卫所皆设置“卫学”，学内也设教授、训导等职，生员称为“军生”，仍隶卫籍，但享受“民籍生”一样的科举考试待遇，一旦中举或成进士，则登入“仕籍”。若地方无卫学，则军生可入县、州、府儒学，当然也可入太学。查江浦县志，未见县内曾设置卫学的记载。属卫籍而成举人、成进士的江浦人不少，在表述他们的“籍贯”（哪里人）之时，措辞要分外小心。

下文例举明代江浦县卫籍里的著名人物，并兼及其籍贯表述等有关问题。

（1）王徽、王韦、王逢元

王徽（1428—1510），字尚文，号辣斋，天顺四年（1460）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为成化、弘治间著名政治人物，其事迹见《明史·列传第六十八·王徽传》。关于王徽的籍贯问题，各家表述有点混乱。据储巏《王徽墓志铭》，其先祖为河南考城（今属开封市）人，元末徙家江浦，明初“隶”锦衣卫。锦衣卫设于洪武年初，永乐十八年（1420）跟随朱棣迁至北京，但江浦县怀德乡（今星甸街道一带）仍驻有锦衣卫屯营，因此《江浦埤乘》称王徽为“（江浦县）怀德乡人”；锦衣卫屯营直属南京亲军卫，《明史·王徽传》据此称之为“应天人”；查“明代进士登科录”，则记述为“南京锦衣卫籍，应天府学军生”，似乎与江浦县毫无关系，大概王徽中举、进士以前曾就读应天府学；《同治上江两县志》则记述王徽之子王韦的籍贯为“锦衣卫籍，江浦人”，这一记述最为合乎事实。王徽的籍贯也当如此表述。

王韦（1470—1525），字钦佩，号南原，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其诗婉丽多致，与顾璘、陈沂号“金陵三俊”。

王韦之子逢元，字子新，遵父嘱不应科举，而博及群籍，工诗。韦父子又俱善书法，时人以南原为右军（王羲之），子新为大令（王献之）。据说顾璘对王逢元甚为器重，其宅厅、书房各处皆悬挂王逢元书法与诗词。江浦有祖父孙三代人物风流如此，江浦县志编者当然大书特书之。特别是王韦，终身不曾中举解褐（脱去平民所穿的衣服）脱籍，始终为“锦衣卫籍，江浦人”。

（2）石淮

石淮（1442—1503），字宗海，天顺六年（1462）中乡试，成化二年（1466）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历四川、河南提学佥事。《江浦埤乘·石淮传》称其为“江浦县白马乡人”，其进士《登科录》则称为“贯应天府江浦县，军籍，国子生”。庄昶与石淮为同年进士，又有儿女亲家关系，石淮父亲石金死于成化十六年（1480），庄昶为作《石公墓碣铭》，称“其先温人”，不知是河南怀庆府温县人，还是指浙江温州府人，又何时迁居江浦，何时入为“军籍”，皆语焉不详。有关石淮的籍贯，最严谨的表述应当是：祖籍温人，先祖为军籍，驻白马乡，故为江浦县白马乡人。

（3）焦竑

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号澹园，二十五岁中举，五十岁时，得中万历十七年己丑科（1589）进士，殿试第一名（状元），任北京翰林院编修，因称焦太史，历官十年，辞职而去，自谓重作书生，七十岁时，被任命南京国子监司业（太学副校长），一年后辞去。隐居著作，有《澹园集》《国朝献徵录》《焦氏笔乘》等传世。

其祖籍为山东日照县花崖里。据有关史料，先祖焦朔（明太祖为改名焦庸）早年追随大将军徐达，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后被编入朱元璋亲军，获得旗手卫副千户世职，守卫奉天门（南京皇宫正殿前门），后改派屯守江浦县任丰乡（今汤泉街道及星甸街道东）。今星甸街道万寿河左岸（西岸）有焦庄，地名孟泽山嘴，为其先祖所居之地，有祖墓在焉。今已荡然无存。

大约从焦竑之父后渠公这一代起，始从焦庄迁入金陵城，时在明朝正德、嘉靖之际。后渠公，名文杰（1503—1584），字世英，号后渠，三岁失怙恃，十六岁袭千户职，享年82岁。焦竑《与日照宗人书》云“德靖间，饥疫相仍，一门凋谢，只余吾父（飞）骑都尉一人耳”。查《明史·五行志·疾疫》，嘉靖二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沈孟化《万历江浦县志》卷一记载，“（嘉靖）三年（1524）夏，大疫，死者相枕于道。”大约焦竑父亲正是在此二年“大疫”之后调往南京旗手卫，又十六年之后（嘉靖十九年，1540），焦竑出生，占籍应天府江宁县，故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六·焦竑传》谓其为“江宁人”。

焦家既为卫籍，焦父死后，其千户一职得有儿子世袭，好在后渠公育有四子，焦竑行三；长兄焦瑞，先已以贡生身份“解褐”，任岭南灵山知县；遂由次兄焦靖袭千户职。再后承袭者不详，据《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明朝灭亡前，承袭者为焦竑之孙焦荫茂，字子常，清兵下江南，倒戈投降清廷，担任瓜洲参将，战后被裁，“遂退居江浦，庐祖墓侧，优游林泉”。

焦竑一生对焦庄念兹在兹，因此与江浦士人多有交往。据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二十：“（焦竑）生平博极群书，为文典雅，以昌明圣学为己任，与江浦雷孟春、郑朝聘……相师友，四方同志者论道无虚日。”而他对故乡山东日照宗亲也不能忘怀，中进士后曾作《与日照宗人书》，情系桑梓，为宗庙购置田产，以供岁祀，并接济族人。焦竑墓地不详，应该不在焦庄。但直至清康熙年间，焦庄一直有焦氏族人居住。

（4）郑氏三兄弟

康熙间邑人进士刘岩称赞浦口城郑中先生：“吾乡固多奇士，然有道而文者，惟郑中先生为最。”郑中，字子绂，刘岩引之为“吾乡”，实际上其原籍为福建长乐，所谓龙台郑氏。曾祖国庸（其族谱名为“敬庸”），字起予，明季以太学生任职龙虎卫经历，遂家于浦口城。祖父纯守，字我爵，敦行善事，被举乡饮宾。父亲良翰，字用梅，多隐德。郑中兄弟三人，伯兄代绅，字子簪，仲兄选，字鹿萍。三人皆工诗，世称“郑氏三诗人”。曾祖在城南门外筑有一个别墅，名叫野园，园内有松柏数十株，老屋八九间。每当暇日，郑氏三兄弟吟哦其中，又艺花莳竹，邀客煮茗清谈，从不以世俗事挂齿。仲兄选善谈名理，似魏晋间人，尤嗜山水，尝绝大江，浮闽海。郑氏三兄弟最有可能回祖籍地探亲认宗者，只有郑选。

郑中有子兴祺、兴祉，生平不详。数传后有裔孙，名义配，慎于取与，言笑不苟，乡里称“正人”。义配生载军，载军生实生，均为太学生。其伯兄、仲兄后人情况，皆不清楚。

近期，福建龙台郑氏派人来浦口区寻找郑氏后人，他们只看见了浦口城的部分遗迹，而浦口城这一门龙台郑氏，连同黎家营的先祖坟茔皆已消逝于历史的尘烟中了。

（5）吴楫

嘉庆年间江浦人吴楫，其先祖也是军籍。吴楫《始祖吴公传》记述，其先祖吴玉，本为江西上饶人。元末以书生随明太祖转战有功，太祖即位，授玉平江水军督镇东南等处都指挥使（正二品衔），“念棠邑浦子口地当南北孔道，王室藩篱，遂家浦口”。建文初，靖难兵起，吴玉不肯与篡位者合作，朱棣心中有愧，仅削其官爵，其余不问。永乐三年（1405）追录太祖时扈驾之功，追封吴玉为横海卫右所百户（正六品），供职浦口，遂入籍于江浦。长子某世袭百户，其后嗣遂散居于今来安、凤阳一带，而次子则世居浦口城，子孙繁衍，至吴楫，为其第十四代裔孙也。若论吴楫籍贯，则真是一言难尽，若简单说，吴楫，江浦人。

 

                  （读书一生照片：江浦县城隍庙残壁，在城隍巷里）

8.处理军地矛盾问题

明代卫所大多驻扎于城镇、交通枢纽，又鼓励军户家属迁来同住，这些地方原本就不少土著居民，且大量军屯混杂于民田之间，这就导致许多军地（军民）矛盾。明代江浦县内当然也有这类问题。只是历史文献匮乏，至今尚缺少有关论述。

从明代姚宗仪《常熟县私志》卷六读到《何钫传》：“何钫，字子宣，号左泉……升南京锦衣卫经历。江淮卫，京卫也，而寄设江浦县，营房民舍址错相争，县令余乾贞、职方郎刘学朱各意偏护，为言官劾去，大司马潘季驯属钫，钫按兵部方策，不旬日息百年之争。”这段材料说的是江淮卫营房与民房占地矛盾。如前所述，江淮卫署驻江浦县城，因为负责南京水上运输，因此大量的营房在城南（今上河街、下河街）一带，西南郊长江圩区里有其大量的屯田，地皮纠纷在所难免。县令当然偏袒民利，职方郎（兵部官员）当然须保护军方利益，二人为此皆丢了官职，常熟人何钫（时任锦衣卫经历）受南京兵部尚书委托，很快解决此项“百年之争”。只是不知道解决方案究竟如何。

当时县令余乾贞是一个能吏，江浦县城就是由他主持建造的。《江浦埤乘》卷十九有《余乾贞传》，对此“占地纠纷”及其解决过程，记述稍异，细节更丰富。余乾贞，字秉智，号四山，浙江遂安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八年（1580）由监察御史获罪左迁为江浦县令。“时县民与江淮卫卒不相能，乾贞曰：‘比闾、伍，两皆吾人也，奚以町畦为？’宣布天子德意，与其帅约毋相犯，犯者互绳之。未几，兵氓和。”

不相能，就是互相不买账，余县令刚柔并济，晓以“军民皆我朝廷之人”之理，约以军民毋得相犯，犯则军地两方皆有权“绳之”。因此这一纠结许多年的矛盾才迅速解决。

万历八年（1580）新造江浦县城，也深深触及军地利害。据《江浦埤乘》等记载，余乾贞前任沈孟化议筑县城，先已“纲纪规画，条列便宜，上之大宪（应天府），闻之于朝，皆报‘可’。”沈县令的“规画”里当然包括筑城费用军地两摊、城墙军地分段修筑、施行“承包责任制”等等。《江浦埤乘》引用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何宽《建旷口山城记》谓：“县与江淮卫错置，城成则兵民两利，故计工费，卫率减县什之四。江淮城迤北及卫南二面，县筑东西南三面，亦率多卫什之四。”就是说，江浦县与江淮卫合力筑城，县府筑东、西、南城，军卫筑北城及部分南城，费用及工程量，县、卫大体按六四开摊派。结果仅用时七个月，筑城工竣。这一成绩，既因为沈孟化等规划精细，也因为余乾贞施工组织得力，更因为军地矛盾处理及时。

结语：

除了上述八项，明代大量驻军，对明清时期江浦县居民成份构成、生产以及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特征等方面，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谓至深至远，恐怕至今仍能找到许多痕迹。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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