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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使者打着给大明王朝纳贡的幌子，行强掠、商人之道。

到了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者又打着向明王朝“入贡”的旗号来到了浙江临清，趁百姓不备，大肆掠夺当地居民财富货物，性质十分恶劣。

当地居民实在忍无可忍，在头领带领下，前往驻地，责问日本使团的强盗行径。认知日本人公然挑衅，当地有几个村民竟被日本人“殴几死”，被日本人殴打得差点丢了性命。日本人的做法不仅激起了民愤，也遭到地方有司即主管部门的不满，于是，就将冲突事件一层一层向上级汇报，直到北京朝廷，请求朝廷捉拿这些日本强盗使者，并予以惩治。谁知明代宗朱祁钰却是“恐失远人心，不许”。不允许对日本人的强盗行为进行制止。大明皇帝沽民钓誉，如同患了软骨病，不惜拿国格与牺牲本国国民利益为代价，以讨得所谓远夷人心。这也许与大明王朝因“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获、朱祁钰临危受命监国并继而登基、大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有关吧。

早在宣德初年（1426年），朝廷也曾经对日本使者来朝贡重新作过约定：“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无奈，日本倭人贪利谋财，“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而明朝朝廷的惯例是“当给值”，意思是说，人家送来的礼，我们回礼时，尽量价值差不离，如同你投我一个“桃”、我一定要送你一个“李”，如同搞对等交换。这种把外交礼节往来变成生意买卖，应该说是大明王朝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误区，且后患无穷。

针对日本人在在浙江临清殴打中国公民的行为，虽然明代宗因为恐怕失去“远人心”而不同意加以惩罚，但朝廷的礼官们头脑还是要清醒的，他们只好向皇帝进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值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值，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日本人之前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利益，现在如果再像之前那样做，国库付出会更大，礼官们希望拦腰砍价。这一次，明代宗朱祁钰倒是采纳了礼官们的建议。但这一来，日本使臣又不高兴了。他们向明廷申请，要求“如旧制”，好让他们获得更大利益。明代宗皇帝又只好下诏，给日本使者（实即商人）“增钱万”。本以为事情会至此平息，谁知日本使者“犹以为少，求赠赐物”。大明王朝给他们再增加一万钱，他们还嫌不够，要求再白送一些物资给他们。考虑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代宗皇帝只好再次下诏：“增布帛千五百”。至此，日本使者才怏怏而去。此时所谓日本纳贡使者，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日本商人，有的还兼具间谍角色。

束有春2026年7月30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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