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日本人打着外交旗号，争相与明王朝做生意，竟然出现真假使团互殴丑闻。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四年（1509年）冬，礼官们正为明年正月将要举行的“大祀庆成宴”做准备，就各国使者座位席次安排问题，专门向皇帝禀报。

礼官们向皇帝禀报说，按照惯例：“朝鲜陪臣在殿东第七班，日本向无例，请殿西第七班。”位置在东首的为大为尊，朝鲜国的来宾可以安排在大殿东侧，日本的来宾只能安排在大殿西侧。明武宗皇帝准奏。在明廷方面，尽量将朝鲜与日本放在同等位置看待，但东首为大，朝鲜还是要比日本位置高。礼官们又进言：“日本贡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赐银币，宜如其舟之数。且无表文，赐名与否，请上裁。”皇帝命有司移文答之。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明朝政政府的进贡是不听明朝政府安排的，随意性很大。

正德五年（1510年）春，日本国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纳贡。当时，明朝政权正被奸臣刘瑾“窃柄”把控，刘瑾背着朝廷，受贿日本人“黄金千两”。而刘瑾对日本使者宋素卿的回报竟然是“赐飞鱼服”，即让日本使者享受明朝二品大员的待遇。这种情况被认为是前所未有。

正德七年（1512年），日本国王“源义澄”又派使者来纳贡。浙江守臣向朝廷进言：“今畿辅、山东盗充斥，恐使臣遇之为所掠，请以贡物贮浙江官库，收其表文送京师。”

京师北京附近与山东一带盗匪多，害怕日本使臣的贡物沿途被抢，希望将这批进贡物品留在浙江，只是把表文送到北京。后经礼官会兵部商议决定，请令南京守备官即所在宴赍，就让日本使者在“陪都”南京完成外交礼节，应该是由礼部来完成这个任务。根据朝廷要求，在南京就将日本使者遣归，但是，“附进方物，皆予全值赏给”。日本人进贡的土特产，全部按值论价给以回馈，目的是“毋阻远人向化心”。贡品完全变成了商品，南京的“陪都”作用在此得到再次体现。由于出使到中国可以有利可图，明朝曾出现真假日本使团争相来中国“进贡”、直至出现相互残杀的闹剧。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贡使由一个名叫“宗设”的人带队，船队抵达宁波后没多久，一个自称是日本国王“源义澄”使臣的“宋素卿”又偕同“瑞佐”这个人又到达宁波。双方在同一个地点靠岸，都说自己是正宗的日本国家使团，“互争真伪”。

这个宋素卿为了过关，就贿赂宁波市港口负责管理船舶的太监赖恩，因此在宴请时，太监赖恩就让宋素卿坐在“宗设”的上首，以表示宋素卿的船队为正宗。双方船队在宁波休整后，最终目标是明朝都城北京，但在签发通行证时，宋素卿的船只虽然是后到宁波的，却因太监赖恩的特殊关照而先行验检过关、向北京出发了。这下可惹怒了先到的“宗设”一行，他们就与宋素卿的船队展开打斗厮杀，最后把与宋素卿一道来的瑞佐给杀了。紧接着，又把宋素卿的船只给放火烧了，并且追击宋素卿一直到绍兴城下，宋素卿后来窜匿到其他场所才得以幸免。这个宋素卿的船队，之前曾受日本国王派遣，来过中国，应该是真的。但宗设的船队最终获胜，得以驾船北上北京，经营他那名为进贡、实为买卖，名为使者、实为商人的勾当。真的日本使团竟然被假的日本使团打败了。对于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诚如《明史》所言：“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整个明王朝时期，国家严令禁止老百姓通倭现象出现，街头巷尾，老百姓更是把日倭当作相互指责辱骂对方的代名词，民间老百姓中，大人为了哄小孩不闹，经常以日倭相示，如同后世经常恫吓别人的：“鬼子来了！”

束有春2026年7月31日于金陵四合斋


声明：本文为“城市号”自媒体平台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城市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