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日下午整理书房时，在资料袋中同时发现了我于1994年8月12日在《扬子晚报》副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穿上了西装》。这篇文章同样没有收入我的《金陵四合斋诗文（不惑集）》一书中。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32年了，但这篇“豆腐干”大小的文章，却信息量极大，留下了那段苦难岁月的印痕，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年我在南京博物院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和在苦难中的辉煌。今天读来，虽然当年情景历历在目，但却会更加激发我及我们全家人珍惜今天美好生活的激情。

《穿上了西装》原文（插图版）——

两年前，住进了单位的一间12平方米的低矮朽颓的小屋，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占据了大半空间，甭说买家具，连吃饭都得坐在床边上，平时走路，不是碰胳膊就是碰腿。

无处可停放衣橱，我就准备向四周墙壁发展，寻找可以挂衣服的地方。但常常一钉子钉下去，就是一个大窟窿，泥土索索往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可以钉钉的地方，很快给妻子占领了。在我们家，也只有她有两件稍微像样的衣服。为了防止灰尘，她小心地把旧报纸罩在衣服上面。

居住条件的限制，使全家形成两条规定：一是各人自觉，尽量不添衣服，够穿就行；二是不买易皱的衣服。

冬天，全家人白天穿的棉衣及昵大衣全部放在床上当被子；天热时，就将过冬的衣服转移到同事家、邻居家或者办公室。

去年（注：1993年），欣逢单位60周年大庆，领导三令五申：节日那天，男士一律要穿西装打领带，并且还要我负责来宾接待工作。

这下我可傻了眼。买了西装放什么地方呢？

与妻子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不买西装，只买一件像样的夹克衫，里边结个领带，也算沾上了“西装”的边了。那一天，我就这身打扮笑迎四方宾朋。

（这是《东南文化》编辑部部分同仁参加院庆60周年，在金陵饭店的举杯庆贺的场景。左起第二为穿着夹克衫的笔者）

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去年年底，我被公派到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政府发给我700元着装费。这下非买西装不可了。听说日本人特讲究穿着，咱不能给国人丢脸。

为了避免衣服过早买回来无处放，我一直等到出国前一天，才买了一套上档次的西装。

东瀛归来，我原装未动地穿着西服到单位上班，引得同事们（尤其是小姐们）交口称赞，说开了几天洋荤，人都变样了。

可是没过两天，妻子劝我脱下西装，说买一套不容易，留着重要场合穿。

我听了直是哭笑不得，西装脱下来放在什么地方呢？

还是妻子主意多，让我把衣服包裹好挂在屋梁上。

从此，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西服套子像一张黑狗皮紧紧地绷在墙上。

寒冬终于过去，为了解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在单位成立61周年纪念日，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衣橱。

这下好了，我可以常穿西装了。

补记：我的那12平方米的小屋，坐落在八宝前街38号大院的东北拐角，原先是用于主人家堆杂物的柴草房，根本不是给人居住的。当时单位说给我们家住时，我当然很开心，因为可以结束自1990年8月以来的全家人居无定所、靠朋友帮忙借住的生活了。

八宝前街在南京的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还记得旁边有个地名叫大阳沟，现在的方位应该是在南京的公园路一带了，这地方离南京博物院有相当一段距离。

我兴冲冲地带着妻子来看“新家”，终于在一个大院的拐角找到了。只见墙壁几乎要倒塌，屋顶是通风透光，完全就是一个行将倒塌的小屋子。妻子看了后，眼泪直淌，边哭边说：这还不如我们农村老家的猪圈呢。

我只好安慰她：这12平方米，就是我们在南京立足之地，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土地了。南京那么大，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12平方米了，应该开心才是，相信以后会愈来愈好的。

后来，单位派来泥瓦匠，加上我亲自动手、主动参与，才使这个快要倒塌的小屋给维修好，勉强可以栖身住人了。12平方米，三个人居住，只好隔开一间，女儿住在外家，同时放一张餐桌，也可供女儿写作业用。吃饭时，就由一人坐在女儿的小床边。里间只能放一张大床，三边靠墙，床两头直抵墙边，床横侧的另一面紧贴院子的围墙，墙那边是一条小巷，路上行人说话声、车辆行驶声，声声入耳。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被吵醒了。

由于没有厨房，当时就沿着院墙，用石棉瓦搭建一个，做饭问题算是解决了。那些日子，我家的厨房门是没有锁的。老父亲从老家来看望我们时，问我们厨房的东西会不会有人偷，我说没关系，偷我家东西的人，说明他肯定比我还困难，就让他拿吧。

院子的西北角有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正好与我家小屋相对，都处于主体建筑二层小楼的后面，我就用一个草席制成的门板来将门前雨棚西出口进行遮挡。生活中，每天倒痰盂，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厕所的门平时是敞开着的，，也是我后来制作了一扇草席门，放在厕所门口，请大家如厕时，能自觉遮挡。再者，我家的生活用水，需要到西侧的老高家那边，与他家共用。去洗菜洗衣服、提水时，必经厕所才能到达。

由于院中有个化粪池，过些日子，就要有环卫工人拖着大粪车进来，每次必经我家的小屋门口拐弯，经常将粪水泼洒在小屋门口，幸亏我们一家三人都出去上班上学了，回来后，打扫卫生成了我的常事。

由于小屋建筑质量无从谈起，冬天是室内室外温差不大，为女儿买的一条小金鱼放在西侧的小窗台上，竟然被冰冻在了玻璃鱼缸里面了。我告诉女儿，别害怕，鱼肯定还活着，等气温升高、暖和化冻后，鱼一定会动起来。女儿听了，小脸蛋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事实证明，鱼儿后来真的又在鱼缸里游动起来了。

夏天，由于院子里在我家小屋与厕所之间，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树荫刚好将我家小屋的太阳遮挡去很多，所以室内温度还勉强过得去。那时如果谈“空调”二字，对于我而言，就是神话了。夏天全家人洗澡没有地方，我们只能在小屋与主楼墙体之间搭起的雨棚中进行，洗澡时，我和妻子是轮流站岗。不用说，搭雨棚、铺地面这类的活，都是由我来干的。

由于小屋经常墙体漏雨渗水，小屋的墙壁上出现了一道道雨痕。我虽然没有书斋，但心中还是充满了阳光、诗意和向往，就给小屋取了个名字“雨脚斋”。从此，我这12平方米的小屋，成为全家的栖身之地，同时也能让我定下心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业了。我主编的《中国历代婚姻事典大观》，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在这间小屋内完成的，在书的后记中，正式用上了“雨脚斋”书斋名，后来我的书斋才更名为“四合斋”。

记得当年我将这套上、下册《中国历代婚姻事典大观》送给当家和尚徐湖平副院长时，他很是诧异，但随之又抱之以笑，对我还是肯定了两句。我说是向他汇报，实际也是想告诉他，再大的困难、再身处什么样的逆境，谁也阻挡不了我束有春在学术事业上勇往直前的步伐。当你生活的头顶被黑云笼罩压抑时，你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一束光去刺破云层，迎接更加光明的天地。

也就是住在这间小屋内，我曾在一周内，完成了到日本参加“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的写作，我在《我曾干了6年<东南文化>，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一文中已经提及。（见图）

自从我们家住进八宝前街38号大院后，打扫院子的活儿几乎由我包了，我主要是为了自己每天从小屋出来，脚底下能有一个干净的路面，同时也可以增加与大院里的邻居之间的交流，为此，我经常获得大院里的邻居、尤其是老人们的夸奖，如“刘妈妈”“殷妈妈”等，她们是经常夸我，我也是将大院纳入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心底上安慰自己，我的生活空间，不是也很大吗。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大院里住着的“殷妈妈”，可是考古大家尹焕章的遗孀，我对她更是礼敬三分。殷妈妈的大儿子在南图工作，我们全家与他们家成了好邻居、好朋友，我家的煤气包，就是靠殷妈妈的大儿子帮助购买到的；我妻子能够会包水饺，就是靠殷妈妈的大儿媳手把手教会的。你把阳光带给别人，别人就会用雨露来滋润你。

八宝前街38号建筑，应该是一座民国建筑，大院里有一座二层楼，西侧有一排类似于厢房的住房，院子里住的都是南京博物院的老职工或职工家属，大家相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邻居们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经常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住在柴草房而看低我们。也因为我们家的到来，给大院里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气，邻居之间的交流明显多了起来。甚至大院外的街坊，有些人也认识了我，与我好像也成了老熟人。你对别人尊重，别人就会对你尊重，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是平等善意地相处。

必须要补充交待一句，我的那套西服，就是大院里的邻居老高帮我买的，他正好是从事服装买卖的，700元，他帮我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部搞定，让我的着装得以符合规范，圆满完成了东瀛之行。在平时，邻居老高对我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县太爷”。因为他相信，我是不可能被长久压制的，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我这12平方米的小屋，我也曾接待过亲朋好友，尤其是同道中人。因为大家都处于事业初创的困难时期，他们对我的小屋一点也不嫌弃，反而乐于来往。南京大学的徐兴无、张亚权，南京图书馆的夏晓臻夫妇，我的淮阴师专的学生曹必文，都曾在我家小屋外的雨棚下，品尝过我妻子做的小龙虾等菜肴，喝过“亚力”牌啤酒。我的南京博物院同事欧阳宗俊、刘小锋等，更是对我的小屋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力气，这种友谊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我那12平方米的小屋啊，堪称是古今中外的第一陋室，它同样也是“谈笑有鸿儒，出入无白丁”哟！

束有春2026年4月3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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