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唐宣宗佞佛也疯狂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丁卯，唐宣宗李忱即皇位，按辈分，他还是前任皇帝的皇太叔。

唐宣宗李忱登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因为正是这帮道士们害死了唐武宗。后来又诛杀道士刘玄清等十二人，因为是他们蛊惑唐武宗“排毁释氏”的。

对于唐武宗而言，灭佛但佛教并没有能伤害他的性命，信道教而道士却用仙丹害了他的性命，这种结局，唐武宗至死也没有料到。正因如此，新皇帝上任后，佛教可能会再次迎来大翻盘的机会。

在五月大赦天下后，唐宣宗接下来对佛教采取了与前任皇帝截然相反的政策，致使武宗皇帝的灭佛成果很快化为乌有。

灭佛出现重大反弹，佞佛势力又迅速高涨。

据《旧唐书》卷第十八《宣宗本纪》记载，五月，“左右街功德使”上奏唐宣宗，宣宗准奏：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各增置八寺，除了兴唐寺、保寿寺仍用原名，其他寺庙名称作相应更名。僧尼依前，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一切照旧，恢复唐武宗之前的寺庙管理建制与场所，并且是有增无减。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唐宣宗又下敕：

“会昌季年，并省寺字。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釐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对会昌五年所废寺庙，有僧人能够修葺营建的，就让他们使用，“有司毋得禁之”。明令政府部门，对佛教大开绿灯。一时间，“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换了皇帝，就意味着换了对佛教的政策。政策多变，成了大唐王朝的一大特点。唐武宗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随着他的驾崩而宣告结束。

佛教如同被再次淬火、再度涅槃，更加深入人心了，更加激发起大众热爱佛教的激情。佞佛之风，在中、晚唐再度兴起，我们从朝廷大臣、皇室成员佞佛现象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在“在慈恩寺观戏场”观戏。

大中五年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唐宣宗曾将郑颢检举白敏中的信件一直存放在禁中小柽（chēng）函中，在白敏中离京时，皇上把那只小柽函拿来给白敏中，对他说：“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 皇帝为了讨好权臣，竟然不惜出卖正义大臣的检举揭发行为，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白敏中听了皇帝的一番讲述后，感动得五体投地，回到家里，“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由此亦可岁出，朝廷大臣都在佞佛，家中供奉有佛像，全社会当更是如此。

针对唐宣宗对前任皇帝灭佛国策的全面否定，致使佛教势力迅速卷士重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也曾发出质疑声音，有人站出来，大胆向皇帝进言。

大中四年（850年）六月，进士孙樵上疏：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七十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

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

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

进士出生的孙樵，从佛教僧众的生活需求供给与平民百姓的生活负担二者关系、从政府公共建筑维修经费短缺与对佛教场所的全面修建恢复对比，对唐宣宗因佞佛而导致国力虚耗、劳民伤财表示强烈不满。

秋七月，中书门下省上奏皇上：“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史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

结合进士孙樵的上疏，宣宗皇帝听从采纳了中书门下省以部门名义提出的奏请。

冬十月，中书门下省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

这条意见，宣宗皇帝也听从采纳了。

大中六年（852年）十二月，中书门下省又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

宣宗皇帝又“从之”，他要对自己的过度矫枉行为再作一番纠偏。

唐宣宗佞佛，能持久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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