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闹的“玄武门之变”，致使唐高祖李渊的金銮殿宝座面临不稳的危险，削佛国策也就“事竟不行”。

国家庶事，皆由秦王李世民来处理。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向天下发布公告：“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李世民即皇位，是为唐太宗。一时间，“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佛教势力趁国家政权交替、时局未稳之机，又得以重新抬头。

在一次临朝时，李世民询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李世民用因果报应来责问傅奕为什么反对佛教。

傅奕对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用欺愚俗，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臣非不悟，鄙不学也。”李世民“颇然之”，赞同傅奕的观点，但是否采纳，尚在犹豫之中。

傅奕于贞观十三年以85岁高龄病卒，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从我，悲夫！汝等勿学也。”傅奕强调，中华本土儒家道家文化属于“名教”，子孙后代应当学习遵守，但要坚决抵制佛学“妖胡乱华”现象。这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主流倾向。

再说到了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李世民对大臣们说：

梁武帝萧衍君臣“惟谈苦空”，当“侯景之乱”出现时，“百官不能乘马”，毫无战斗力，受制于侯景的武力相加。

梁元帝萧绎曾经被“（北）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不事军备，这些都“深足为戒”。

李世民明确告诉天下人：他所喜好的，“唯尧、舜、周、孔之道”，即正宗儒家之道，并且将儒家之道比之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三年（629年）正月，有“沙门法雅，坐妖言诛”。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散布佛教妖言而被诛杀，这对削弱和扼制佛教势力起到了镇慑作用。

在李世民执政和接下来的唐高宗李治时期，佛教始终处于被控制和削弱时期。但是，政府“削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铲除效果，在民间，佛教活动仍然暗中盛行，有些人利用佛教来谋财敛财，甚至到了聚众造反程度。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唐纪》十九记载，唐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年）夏四月，绥州部落稽胡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白铁余诓骗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

择日，白铁余召集众人来掘地，果然得到一尊铜佛，众人不知道是白铁余事先做的手脚，都惊讶万分。白铁余趁机对众人说：“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意谓能够一睹铜佛，就可以治愈百病，他要利用铜佛的神秘色彩来为自己谋取钱财。

于是，“远近赴之”，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求佛治病。白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

佛教信徒们占据城平县，白铁余自称是“光明圣皇帝”，并且“置百官”，建立政权体制，率众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对大唐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前去讨伐，攻拔其城，“擒（白）铁余，余党悉平”。一场由佛教引起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束有春 2026年2月28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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