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唐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皇帝李渊对佛教的态度如何，不清楚。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防止遭到政治迫害，傅奕在上疏最后，列举了北齐朝的章仇子他（亦作“佗”）当年也曾上表灭佛，最后惨遭不幸的例子，以示自己也可能遭遇到这种不测，实质上是为了堵住皇帝的施暴想法。

北齐朝的章仇子他曾向朝廷建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如果佛教僧侣们的行为只是在佛教圈子里活动倒也罢了，问题出在佛教势力与朝廷政治势力有勾结，诸僧附会宰相，那些宰相们就在朝廷上对章仇子他进行谗毁，在皇帝面前指责章仇子他的不是；加之庙庵里的诸尼姑又依托皇妃公主，在暗中对他谤讟诋毁，章仇子他最后竟被囚絷，刑于都市。一直到了北周时才被平反。前车之鉴，历史教训，傅奕是很清楚的，但为了国家，为了民生，他依然坦然陈辞，不惧祸至。

傅奕在疏表最后指出：“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从古至今，出于忠心的进谏，很少不遭到祸害的，虽然如此，“臣虽不敏，窃慕其踪”，他傅奕也随时做好被砍头的思想准备，体现了“文死谏”的中国古代文官风骨。

在这之后，傅奕又上疏十一篇，篇篇“词甚切直”，要求扼制佛教势力漫延。

在接到傅奕的上疏后，唐高祖李渊下诏，让百官上朝议其事。

朝廷上，众大臣三缄其口，唯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奏疏合理。沉闷的场面一旦被打破，很快就有不同意见出现了，朝廷上，众大臣展开了激烈辩论。

中书令萧瑀争辩说：“佛，圣人也，傅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这位萧瑀，其高祖父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萧衍佞佛，最后被侯景在台城给活活饿死；佞佛，似乎成了萧家祖传。

傅奕回答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萧瑀之谓矣！”

傅奕认为，人都是父母所生，不是如神话传说中是由“空桑”中生存来的，萧瑀是在主张人无父母，主张不孝。

萧瑀无言以对，只好合手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诅咒傅奕要下地狱。

大臣们再争吵，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李唐王朝奉老子李聃为先祖，自然倾向于道教，但“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于是，“皆如傅奕所言”，唐高祖李渊完全赞同傅奕的观点。大唐王朝建立初期，就拉开了削佛帷幕。

当时京师有许多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不甚清净，寺观周边卫生环境极差，噪音污染严重。

据《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武德九年（626年）夏五月辛巳，皇帝李渊下诏指出：“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但现在的情形是，那些“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

这些披着僧人外衣的人，“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集货物”“进违戒律条文，退无礼典之训”，甚至出现“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的违法犯罪现象。

尤其是当下，竟出现建立众多寺庙，建筑地点不选择在闲旷之地，而专门选在“喧杂之方”来建设，并且建筑形制是“繕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成为犯罪窝点。对此，必须予以“正本澄源”，不能搞鱼龙混杂。大唐王朝建立不到十年，就开展了对于佛教场所进行清理的“春雷行动”。

皇帝命令有司即有关部门，认真做好整治沙汰（淘汰）工作。对僧、尼、道士、女冠等群体中“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即真正信法守法懂法者，可以合并迁居到大寺观居住，由官家给其衣食，毋令乏短。相反，对于那些“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的庸猥粗秽之徒，悉令罢遣，勒令回还乡里。

京师长安，只准保留三所寺庙，二所道观；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李渊的削佛措施很接地气，他没有把佛教一棍子打死，而是立足于削减，以稳定时局，巩固政权。

但是，到了这一年即武德九年的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相互残杀，争夺江山。李唐王朝又出现世道混乱局面，李渊的削佛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吗？

束有春 2026年2月2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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