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被《隋书》记载的梁彥光。

隋文帝时，梁彥光任岐州刺史，兼领岐州宫监。为官甚有惠政，州境内甚至出现了“嘉禾连理”吉祥现象。

隋文帝在巡幸岐州时，对梁彥光治政能力大加赞赏，专门下诏，要求其他官吏们向梁彥光学习。诏书中是这样说的：

“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彥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要求“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

隋文帝用“威惠”“廉慎”来赞扬梁彥光，并希望在全国官场上能形成一股“清风”正气。

梁彥光后来被调到相州任刺史，由于当地人员许多是在战乱后从各地迁徙而来，且职业一般都是些技巧、商贩、乐户之类，致使境内“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

显然，相州这里的社会风气要比岐州复杂得多了。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消除社会弊端，梁彥光决定从教化入手，举办学校，让更多的人来读书，达到以德感人、以德化人的效果。提倡全民阅读，是治理社会的一剂良药，古人早已明白这个道理。

梁彥光用重金聘请孔子家乡、山东籍的大儒前来教学，每个乡都兴办一所学校。学校读书学习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毫无疑问，《论语》《孟子》《诗》《书》等儒家经典都在教学范畴。

光读书学习而不进行考试，很难见效果，梁彥光要求每个季度召集大家考试一次，他自己亲自当考官。

考试的目的，除了检验学习效果，还带有选拔人才的任务。

如果发现既聪明又勤奋学习，并且操行不错、口碑较好的学生，就让他们到大堂内吃饭，“升堂设馔”，给予物质上的享受和奖励，其他学生则坐在廊下吃饭，不得登堂用餐。

如果有好诤讼斗嘴者，懒惰而学业不成者，就让他们坐到庭院中，“设以草具”，让他们吃粗陋的饭菜，用简陋的餐具。

如果哪位学生已经完成学习任务要毕业了，梁彥光还要举行一场隆重的 “宾贡之礼”即毕业典礼，要在郊外设“祖道”相送，并且由政府出面，赠送大量财物作奖赏。

这样一来，大家都以好读书、爱学习为荣，人人刻苦努力，相互竞争，社会风气得到根本改变。

有一个从滏阳来的人名叫焦通，生性酗酒懒惰，不懂礼数，在家里对父母很不孝顺，结果被他的堂弟给告到了官府。

梁彥光接到诉状后，不急于去怪罪批评这个人，而是把他带到州学，让他参观孔庙，接受传统教育。

在孔庙中，陈列着东汉孝子韩伯瑜因为母亲用拐杖打他而不痛、发现母亲力气已经衰退而十分悲哀、对着母亲悲泣不已的画像。

焦通见到孔庙中的这个画面，一下子触动到了灵魂深处，深感对不住父母，当场失声痛哭，感到十分惭愧、无地自容。

梁彥光发现后，觉得孺子可教，就顺势对他进行训谕引导，没有一句教训责怪的语气，而是让他回家到父母身边去尽孝。

从此以后，焦通一改从前不良习惯，孝顺父母，笃志学习，助人为乐，终于成为一名“善士”。

梁彥光为政，坚持以德化人，有许多像焦通一样的人被他教育后，重新做人，开始积极上进，社会风气得到极大好转。

地方官吏也对梁彥光十分感激，因为自从采取读书教育、以德化人的德政方法后，当地的诤讼打官司现象也几乎没有了。

第四至第六位，分别是被《宋史》记载的王仁镐、刘敞、曾鞏。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王仁镐官拜安国军节度。当地老百姓早已闻听王仁镐体恤民生、曾经帮助老百姓减少田租的事，知道他是位好官，就扶老携幼，自发来到郡县边界迎接他。有四位乡民给他赠送锦袍，王仁镐都把这些锦袍重新披到了乡民身上。

上任后，得知郡里有人为盗，危害社会，王仁镐就派部下给这些人送去布帛，晓之以理。这些强盗早已知道王仁镐令名，就相互转告，最后全部逃跑，自行解散了。这些人从此改过自新，积极从事田间劳作，做正当营生，争当守纪守法的普通百姓。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记载一个叫刘敞的人，时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太守。

郓州的地势是易守难攻，山高皇帝远，所以官场风气不好，社会治安混乱，市邑内经常出现公开抢劫行为，盗贼活动十分猖獗。

刘敞上任后，“明赏罚”，德威并重，做到公正办案，狠刹不正之风，打击黑恶势力，结果很快使全境“肃然”，社会风气空前好转。

有一位客人行走到郓州寿张这个地方，在半路上遗失了一囊钱，但没有人敢去取，发现的人就去主动告诉里长。里长来到现场后，自己又主动带头，与一两位乡民守护在旁边，一直等到那位失主返回取走了钱袋后，他们才愉快地离开。

这是典型的“路不拾遗”古风再现。里长一行人的举动对当地人震动很大，人们都给上了一堂没有语言的生动的道德课。从此，该地区再也没有出现失窃偷盗现象。

还有一次，有一位客人在傍晚时分把自己的东西遗忘在了城内，第二天大清早赶过去寻找，发现自己的东西还完好无损地放在那里。

由此可见，人们对不拿别人的东西、拾金不昧，已经习以为常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德化教育，已经真正形成了。

《宋史》同卷《曾鞏列传》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出任越州通判。越州当年发生饥荒，官方仓库里的粮食根本解决不了救济问题，纵然打开官仓，有许多百姓也不可能跑到州府治所的城里来取粮。于是，曾鞏就下令所属各县，让当地富裕大户人家先拿出粮食，只要十五万石就够了，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按照比平时稍高一点的价格卖给当地老百姓。

老百姓不用走出自己的田里，很方便地就能在自己家门口买到了粮食，从而顺利解决了粮荒问题。

于此同时，曾鞏还让这些富人大户贷给农户以种粮，便于农户及时进行春天播种，等到了秋天后，再稍加赋息还给大户，保证了农事不受影响。

曾鞏后来到齐州任职，下力气严厉整治地方上的奸邪盗贼风气。曲堤有一户姓周的富豪，在当地拥有很多财富，周家的儿子周高更是横行乡里，贼害良民，奸污民女，并且在服装穿戴和器械配备上有僭越现象，地方上的权豪都得让他三分。

曾鞏到任后，首先拿这户周姓土豪开刀，将之以僭越之罪绳之以法。一时间，曲堤那方土地的社会风气迅速扭转，社会稳定，百姓平安。

章丘这个地方，有乡民在基层村落间集社聚党，号“霸王社”，这些人“椎剽夺囚，无不如志”，杀人越货，随心所欲。

曾鞏到任后，组织起31人的地方武装，用以保护百姓安全。同时让老百姓组织起保护自己的队伍，观察那些“霸王”们的出入，如果他们进行偷盗行为，就“鸣鼓相援”。

这一招果然很灵，只要听到锣鼓救援声，乡民齐上阵，准把盗贼逮个正着。在这些盗贼中，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在官方要拘捕的黑名单中，他主动前来自首了。

曾鞏特意安排时间接待了他，请他吃饭，夸赞他自首行为做得对。饭后，曾鞏让这个人换上新衣裳，骑上高头大马，后面还跟上几个随从，随从的车辇里还装了不少黄金布帛。沿路上，让葛友逢人便夸，说自己投案自首后，已经享受到政府宽大处理，并且过上了好日子。

曾鞏不仅让这个葛友在当地巡讲，还让他到周边四境去巡讲。那些强盗们听说后，大多出来自首了，决心改斜归正，做一个良民。

曾鞏通过这种恩威并施、以德化教育为主的方法，使往日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从此不能复合集结而彻底瓦解了，地方社会治安极大好转，老百姓可以夜不闭户，享受太平幸福生活。

宋代以后，《元史》在“自中世以后，循良之政，史氏缺于记载”的情况下，又有两卷专门为“良吏”列传，涉及人物19人。《明史》有50多人进入《循吏列传》。这些循吏都有以德化人的具体业绩。

《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冬十月，针对有司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有失公允现象，顺治皇帝专门下诏，其中有：“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语，并且要对一些诉讼卷宗“亲览更定”，防止律例轻重失宜。这也是清初统治者为政以德的典型体现。

《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某天，雍正外出视察，发现沿途道路两旁安置有大水缸，里面蓄着水，便于洒道，降低灰尘。

雍正皇帝很生气地对地方官员们说：跸路虽然有些灰尘，但对皇帝的行程没有什么大碍。他训示道：“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希望地方官员不要只知道“唯上”、只知道拍上级的马屁、拍皇上的马屁，如果地方官员把对待上级溜须拍马的心思用在对待老百姓身上，不是更好吗？

《清史稿》有四卷专门为“循吏”列传，被载入史册的有“官至监司”级官员计113人。这些被以“循吏”“良吏”形象载入史册的人，都具备重教化、正风俗、为民生、重德政的品德。

史书中记载的许多历史上的官吏们，他们虽不以循良列传，但在其本身传记中，往往就有许多行德政的内容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兹不再赘述。

我国古代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汉代以还，儒家思想虽然受到外来佛教思想的冲击，但由儒学而理学、再儒学的过程，就是实现了文化融合与提升淬炼的过程。尤其是进入隋代，“科举制”诞生后，“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成为士子进入仕途的必修课程。出现在封建帝王身边的管理者大都具有“进士”出身学历，是儒家文化精英人物，他们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对其踏入仕途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虽然上层领域有“法”“术”“势”之辩，有“德”与“刑”是否并重的纷争，但对于广大平民百姓而言，施行德政的良好效果往往更加明显，更加持久，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大多数民众的心声。

华夏民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神州大地上，我们又欣喜地听到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人民大众得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得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激励，人们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倍感自豪。

蓦然回首间，仿佛是华夏大地上历代圣贤们共同弹奏的美妙古音，在耳畔悠扬地激荡、回响。（本篇连载完）

束有春 2026年1月18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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