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汉、番一律平等，允许台、闽、粤民间正常交往

　　卷三百六《元直列传》记载，元直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1729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曾因敢于直谏，认为朝廷有尧舜一样的帝王，但却缺少皋陶、夔那样的佐臣，而受到雍正皇帝赐数枚荔枝的奖赏，后来被朝廷任命去“巡视台湾”。

　　到了台湾，元直在深入调查研究后，上疏朝廷：“增养廉、绝馈遗”。要求朝廷增加对台湾的行政运行经费，增加在台湾的政府官员待遇，以杜绝“馈遗”即行贿受贿不正风气，实行高薪养廉。

　　他又对台湾“番民”民风优劣列举出“数十事”，希望引起朝廷及同僚们注意。

　　由于台湾“居海外”，朝廷原先派来的巡视御史每次来巡视时，都是把自己当作客人对待，大事小事都听台湾“道府”说了算，根本没有达到巡视效果。

　　元直对此前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不赞同，所以他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问民疾苦”，准备采取更好的政策措施来为台湾百姓服务。

　　谁知负责台湾地区“督抚”的官员不高兴了，竟向朝廷弹劾元直，指责他有“侵官”即越权行为。

　　又谁知，朝廷不但不支持元直的亲民务实行为，反而将其“镌级去”，让他降职，离开台湾。

　　元直后来居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当初在翰林时，元直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相交甚厚，大家“以古义相勗”，即以传统儒道文化相互激励，关心民生，弘扬正义，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四君子”。但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儒家思想底蕴深厚的官员，在当时仍被台湾地方势力所排挤，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卷三百七《陈大寿列传》记载，陈大寿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十一年(1746年)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向皇帝上疏提出：“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传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于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对朝廷派去台湾巡视的官员存在贪图享乐、循私枉法现象进行揭露。

　　乾隆皇帝下令，对自乾隆五年(1740年)起的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即对之前七年到台湾任御史的官员统统进行纪检审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究。

　　陈大寿又向乾隆皇帝上疏指出：“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湾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陈大寿的这个建议又被“报可”，“汉民”欺骗“番民”的现象得到遏制。

　　由于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即当地土著方言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让对方明白，给人们相互间语言交流带来不便。当时“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陈大寿对这个案件定案有所怀疑，“再鞠，竟得白”，通过再审讯审核，使得案件真相大白，杀人的“奸民”不是番民土著，而是汉民。

　　这种秉公执法、一视同仁的做法，对稳定台湾民心、纯洁当地民风是有益无害的。

　　当时台湾居民构成，据卷三百八《那苏图列传》，时任闽浙总督的那苏图于乾隆九年(1744年)曾向乾隆皇帝上疏，其中就有：“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说明除了台湾土著番民，福建沿海一带民人是台湾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卷三百七《王恕列传》也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福建巡抚王恕上奏朝廷，指出：“台湾各县，最称难治。于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征承追各案，准予题调。”

　　但为防止“带病提拔”官员，乾隆皇帝明确谕示：“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意思是说，不能作为惯例来确定，如果仅就本次奏请所提调台官员，则可以考虑。由此说明，朝廷对选调到台湾任职的官员，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不能因为台湾地区难以治理，就把一些有问题的官员送去当地方长官，那是对台湾大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清朝政府对台湾民生的关心，史书一直有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九月，“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道光二十五(1845年)年十二月，朝廷“免台湾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租谷粮米”。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免台湾旧欠供粟”。光绪十三年，闽浙总督杨昌濬、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会奏中也提出：“台湾疆土赋役，日增月广，与旧时羁縻侨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难再缓。况年来生番归化，狉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须分道拊循，藉收实效”。怀柔拊循，汉、番同等，是清政府对台湾治理的主要政策取向。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台、闽、粤三地的平民之间交往也十分重视，两岸“三通”在当时就有所体现。

　　卷三百九《吴士功列传》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朝廷采纳了吴士功的建议，使两岸百姓眷属团聚成为可能。

　　又据卷三百三十九《觉罗伍拉纳列传》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觉罗伍拉纳被授予闽浙总督。当时出现“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现象。他上疏朝廷，希望在出海口设“官渡”，便于稽察。

　　当时定期往台湾的民人要出蚶江，民舟或自厦门渡，也被限令，要一律到蚶江来报验。觉罗伍拉纳认为，这样做，给当地民人百姓赴台带来极大不便，于是上疏：“请罢其例，俾得迳出厦门”。让到台湾的“民舟”直接从厦门出发，极大地方便了两岸百姓之间的交往。

　　当时，有人认为，台湾海域中，岛屿多，流民散处为盗薮，“当毁其庐，徙其民，毋使滋蔓”。朝廷下滨海诸直省去议论讨论，听取地方领导意见。

　　觉罗伍拉纳上疏直言：“福建海中诸岛屿，流民散处，凡已编甲输粮者，当不在例中。”希望朝廷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待流民处置，不能搞一刀切。

　　乾隆皇帝在采纳了觉罗伍拉纳建议后，“命诸岛屿非例当封禁，皆任其居处”。因为，给“流民”百姓的生活留条出路，留下自由空间，这对社会稳定和江山稳固都是有益而无害或少害的。

　　束有春2025年12月22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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