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过网络媒体获知，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11月17日至19日，在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了《东南文化》创刊40周年座谈会，近90人出席了座谈会。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参会人员名单中，竟然没有出现本尊大名；在贺云翱教授兄的发言中，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及本尊曾经与他及欧阳宗俊先生三人并肩战斗、号称《东南文化》“三驾马车”一事。

　　联想到近年来南京博物院在《东南文化》方面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作为当年受命于危难之际、竭力拯救和大力宣传《东南文化》的老编辑，本尊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可能早已淡忘，或者是想被有意抹杀，已经处于被《东南文化》40年历史屏蔽的状态。

　　时至今日，有些话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必须起底历史真相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为了本尊自己，更是对《东南文化》历史负责，对青年一代学子负责，对现在的《东南文化》杂志负责。

　　本尊于1989年底硕士研究生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而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提前半年毕业的文科硕士研究生。由于1990年春节的到来，所以，一直到是年的2、3月间，才正式来到南京博物院工作。

　　感谢时任《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的贺云翱兄，感谢贺兄的知遇之恩，他曾主动将我向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已故的梁白泉先生引荐，向时任副院长徐湖平先生引荐!更感谢贺兄，当年我在南京博物院遭遇生活最黑暗、最困厄的迫害时，一次次慷慨相助，让我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其大恩大德，终生难以忘怀。

　　由于我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南京博物院，就是为了进《东南文化》编辑部当编辑的。根据这本杂志的特点，为了让我更好地发挥作用，梁白泉院长、徐湖平副院长决定，让我先到考古部去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一下田野考古相关知识，便于将来能胜任编辑部工作。

　　就这样，我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呆了大半年。在那里，考古学家张敏先生教我如何修复陶器、如何识别破碎的陶片纹路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张敏先生，第一次带我去仪征张集汉墓、庙山汉墓考古现场学习。在考古部，我开始接触和阅读有关考古方面的期刊，完成了《试论八卦起源于太阳崇拜》一文，受到了考古学家纪仲庆先生的高度赞许，并要将我的文章推荐给《文物》杂志发表。我记得当年《文物》杂志的主编曾来过南京博物院，与贺兄有过接触，也可能有人向他说出我是个考古外行、不是圈内人之类的话，结果，我的那篇论文没有能够在《文物》上刊发。但我的学术观点曾被《扬子晚报》《南方周末报》先后发布报道，后来收集在我的《感知风骚时代》一书中。

　　在考古部的这段人生经历，也为我后来走上江苏省文化厅(省文物局)领导岗位、任博物馆处处长时，能下定决心，联合财政、物价、工商等四个厅局，出台《江苏省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办法》这份大文件打下了感情基础。我当时就亲身体会到，考古工作者很了不起，他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很辛苦。想不到，我后来还真的有机会能为考古工作者们做点实事。

　　也就在当年1990年的下半年，我从考古部正式来到《东南文化》编辑部工作，成为贺云翱兄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当时在南京博物院，汪尊国等先生都亲切地称我“束大编辑”。

　　除了做好日常杂志有关栏目的策划、审稿等编辑应有的工作，我同时还负责做好《天台山文化》“专号”与《安徽文化》“专号”的编辑工作。总之，那时的我们，虽然工作条件很简陋，但大家都是年轻人，在贺兄的带领下，工作开展的很是有声有色。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就当了4年大学老师，读了研究生后，反而离开了大学讲台，由教育战线滑到了文化战线；加之当时的南京博物院就只有我一个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无形中，我也成了众人关注议论的对象，我的心里也时常有失衡孤独之感。但是为了谋生，为了家庭，我必须尽快让自己适应这个实行坐班考勤制、人员知识结构和文化业务素质差异特别大的单位。

　　时间转眼到了1993年，这一年，是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1933年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蔡元培是首任院长。搞院庆校庆，是领导出风头的好机会，南京博物院的主要领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筹备举行院庆60周年纪念活动，已经成为当年院里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由院里女同志组成的模特时装表演队的表演，是作为院庆表演的重头戏，我们《东南文化》编辑部，就由申宪、张鲁两位美女参加了模特队表演；同时，由这些模特队的女同胞们组成礼仪小姐，在院庆那一天，冒着大雨，冒着全身被淋湿的危险，腰杆挺直，站立两排，夹道欢迎嘉宾的到来。她们的表现，受到了“当家和尚”徐湖平副院长的高度赞许。

　　顺带说一句，称徐湖平副院长是“当家和尚”，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他的办公室就在南京博物院老大殿的东部，人们背后称之为“东宫”。东宫，是主宰当时南京博物院命运的核心人物办公场所。

　　当时，我们《东南文化》编辑部也承担了院庆筹备任务，一是60周年大事记，二是院庆论文集。我主要负责“大事记”的收集撰写，并且很快顺利完成了任务。院庆论文集，应该是由贺兄牵头去做。

　　但不知何因，贺兄在院里筹备院庆、院庆日即将到来时，却突然辞职不干、离开了南京博物院。在这之前，我们在他身边的人，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他与同事们没有打一声招呼，就拍屁股走人了。

　　前面我已说过，我是冲着办《东南文化》杂志才来南京博物院的，对贺兄当时把我们这帮人给活活地撂在了一边、让编辑部处于群龙无首、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心中是很不愉快的。因为我的为人是有原则的，我希望我所在的单位要好，更希望我身边的人个个能比我更有出息。

　　由于贺兄的突然辞职，徐湖平就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见面就把贺兄给他的信说出来，言语间的神态，毋须赘述。徐湖平让我主持编辑部工作，并希望我当务之急，是要把院庆60周年论文集要编辑好、印刷出来，在院庆活动时要用。后来好像他也到编辑部去了一下，宣布了院里的决定。

　　也正因为我有了参加院里中层干部开会的资格，所以有一次开会时，我发现徐湖平仍在拿我的住房问题在做文章，在院里分新楼房时，还是没有把我考虑进去，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在中层干部会上，直接向徐湖平“发火”，最后是愤然离开会场。后来，徐湖平为了安抚我，希望我把编辑部的担子认真挑起来，特意指派保管部主任凌波同志与我谈话，传达他的意思。我听完，一笑而已。因为我知道，他是在“使用”我，而不是在“重用”我。但我坚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然，与徐湖平在会上硬杠，那是后话了。

　　再说，我虽不能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领导交办的任务，是必须要全力以赴去完成的，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但《东南文化》办还是不办，如何办?当时仍然没有下文。

　　院庆结束后，我发现徐湖平对要不要把《东南文化》刊物再办下去存在打退堂鼓苗头，因为毕竟一年六期刊物，院里据说要投入近1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眼看杂志有几期没有及时发行、随时面临停刊危险，我的内心很是不舒服，因为我来南京博物院，就是奔着《东南文化》来的，博物院其他部门的业务内容都不适合我，我一定要主动做出努力。

　　有一天，我斗胆走进徐湖平办公室，对他说：南京博物院这么一个在全国有知名度、甚至在全世界有知名度的大博物馆，没有一个正规的学术刊物作为学术阵地，与南京博物院的身份不符。我又对他说，杂志上的主编是你们院长，我们作为普通编辑，就是为你们这些院长打工的，就是为你们扬名的；南博的财政再困难，也不至于穷到连一份学术刊物也办不起吧。

　　也许是我的话起到了一点作用吧，后来徐湖平还是有了要把《东南文化》继续办下去的决心，并开始直接指挥我们，让我与欧阳宗俊每人先分别负责编一期，把拖下来的几期刊物尽快补上。

　　我现在手头上仍存有一本1993年第五期的《东南文化》，版权页上除了出现总编、副总编的名称，责任编辑就是本尊一人的大名。(见图)这就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历史印记。

　　1993年，是南京博物院、南京艺术学院与日本龙谷大学联合开展“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科研结项的一年，这项工作也是由贺兄最早参与，日本龙谷大学的两名教授曾来过我们编辑部，我们都有过交流。由于贺兄的不辞而别，中日之间的这个学术交流面临尴尬局面，按计划，要到日本进行一次学术交流，才算完成了结项。

　　难题再次摆在了院领导面前。

　　感谢院领导在出现棘手问题的时候，又想到了我。我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了，你不承认也不行。

　　当时离日方向中方发出邀请函已不到一个月时间，而日方发邀请函的前提是：中方参会人员必须有学术论文提交。

　　当梁白泉院长、徐湖平副院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加入这个课题组，并尽快撰写提交论文。当时我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可以第一次出国了；紧张的是，之前我对佛教造像艺术没有深入研究过，在短时间内拿出论文且要让对方认可，非是易事。

　　但这是院里的任务，事关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我不去接力，又由谁去接力?

　　经过一夜苦想，我有了思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我将论文顺利完成，题目是《论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当我将论文向梁、徐二位院长汇报时，他们是赞不绝口。很快安排，将我的论文发往日本龙谷大学。不久，日方发来邀请函，同意我作为中方参会代表赴日参会。

　　紧接着，我又开始了第一次跑省外办，第一次去办理出国护照。那一年，我与梁白泉院长、唐云俊主任以及南京艺术学院的冯健亲院长、林树中教授、阮荣春教授一道，由上海乘机，飞往东瀛日本，顺利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任务。

　　我时常在想，我的这一次出国机会，完全是由贺兄在不经意间让给我的，我是捡来了一次出国机会。当时不仅来回费用全部由日方承担，我还获得了4万日元的演讲费。

　　也就在这期间，徐湖平副院长又安排我，赶紧去跑江苏省文化厅和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把《东南文化》当年的年检工作抓紧补办完成，并请上级主管部门放宽时限，向他们说明原委。也就在那一次，我知道了省文化厅有个文物处，并且是与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省文管办”)合署办公。

　　在这期间，我是经常奉命，为杂志四处奔波。当时虽然累着，但心里是高兴的，那种高兴就是一种失而复得、把那份差点丢失了的工作又重新找回来的高兴。

　　在这期间，我开始把《东南文化》杂志给省政府办公厅潘春林主任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陆建华处长邮寄，让这些分管文化的领导能够多了解这本杂志。

　　在这期间，徐湖平一边安排史晓蕾女士来当杂志美编，一边在积极物色编辑部负责人选。因为我跟他公开顶撞过，想让他重用任命我当编辑部主任，已经是奢望，根本不可能了。但我只要《东南文化》杂志存在、有活干就行了。

　　不久，徐湖平从扬州将郑旗(奇)同志调来了，任命他为《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这应该是他与已故著名画家董欣宾先生的友情有关吧。

　　我与郑奇共事，仍然如同与贺兄共事一样，大家有一种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之感。我的做人原则是不与别人争抢官位，只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后来到了政府机关，我也是如此。郑奇知道我在南博的处境不顺，为了安慰我，以他的名义任命我为编辑室主任，我听了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谈理想、谈人生，他立志要到文化部去干一番大事业，我经常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1994年第一期的《东南文化》，版面是焕然一新。(见图)我大力赞许郑奇和史晓蕾，夸他们来到《东南文化》编辑部后，让这本杂志从里到外，形式变得更美观更规范了。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专业科班出生。

　　郑奇不仅能书善画，还会作曲，更是美术理论专家。但他后来还是难以与南博的当权者搞到一起，也离开了南京博物院，到高校任教去了。那是在我离开南京博物院之后发生的事。惜英年早逝，郑奇兄过早地位列仙班，我至今仍保留着他赠送给我的一幅山水画和书籍，以作纪念。

　　1995年上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期刊协会联合开展了首届“江苏十佳社科期刊”评选工作。因为郑奇到南博后，很快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双眼眼球外凸，看东西都是双影，难以胜任日常工作，所以编辑部的许多事情，都是由我来出面张罗。

　　当我得知省里有这一活动后，就向院领导汇报，积极填写申报材料，想抓住第一次机会，力争《东南文化》也能被评上。

　　最终结果出来了，《东南文化》位列第十，但终于进入“十佳”行列。编辑部同仁们高兴自不必说，南京博物院全院也当着一件大喜事在传着。

　　这里有一段内幕，是在评比结果出来后，徐湖平副院长特意安排我，让我去请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陆建华处长来博物院讲话作指示时道破的。

　　在那次会上，陆处长如实向大家揭晓了当时评审过程中的细节，并对博物院进一步办好《东南文化》杂志提出了殷切希望。

　　原来，在“十佳”前九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民国春秋》与《东南文化》两本杂志之间，要二选一，必须PK掉一个。这时，陆处长因为平时能收到我寄去的《东南文化》刊物，对我们这份刊物的学术品位早已有所了解，就主动向评审专家介绍《东南文化》杂志的情况，希望专家们能够考虑到文物考古类学术期刊的特殊性。

　　毫无疑问，《东南文化》入选了，虽为最后一名，但也是“十佳”桂冠在顶。

　　从此，《东南文化》杂志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开始了不断走向辉煌的新征程。我作为当事人，能为杂志的宣传做一点努力，感到无上的光荣。

　　1996年12月，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南京博物院，调到江苏省文化厅机关工作。离开了相伴相随6年的《东南文化》，从此走上了半是学者、半是小吏的人生坎途，心中当时虽有不舍，但也是义无反顾。我要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为南京博物院服务，为《东南文化》服务。

　　来到省文化厅，我开始在厅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又在文物处(文管办)工作，2004年江苏省文物局成立，又先后在文物保护处、博物馆处任职，后来又到厅公共文化处任职。一晃就是20年啊。

　　2016年，致仕挂印，我又得以重回学术园地，开始退休后的快意人生。

　　但无论走到那里，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的那段苦难岁月，是难以忘怀的，对《东南文化》倾注的心血，终将成为我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有道是：

　　南博六载酸甜辣，

　　东南文化最牵挂。

　　沧海横流英雄出，

　　劲草何惧狂风压。

　　历史脚印斑斑在，

　　梅香何须俗俗夸。

　　寄语后昆当戮力，

　　学术生命茬接茬。

　　束有春2025年11月25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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