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姓汉王朝，一般人都知道有“西汉”和“东汉”之分，因为历史教科书及历史常识书籍都是这样告诉人们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汉王朝还有“季汉”这一段历史。

　　再者，提起“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一般人都认为是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很少有人知道，曹操一生都是在为汉王朝效命，他是大汉王朝的丞相，曹操的所谓魏国，只是在汉王朝时期的诸侯国封国而已。

　　以上两种认识上的误区，即使是高等院校文史专业毕业的人也会存在，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大众?

　　由于人们长期受明代才出现的《三国演义》“小说家言”影响，加之今日之电视连续剧的狂轰烂炸，对正史记载的内容又不甚了了，甚至到了完全忘却、以假乱真的地步。古代史家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今日之文史研究者，也应该带领大众，到历史的原点去探索历史的真相。

　　我在《说说中国历史上的“汉”》一文中，涉及到了季汉问题，本篇就这一问题，再作专门阐释。

　　第一，从习凿齿《汉晋春秋》“正统”观说起。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汉晋春秋》一书纪事，起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愍帝司马邺。纪事时间从公元25年东汉建立至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全书分为三卷：后汉(公元25年—220年)卷、季汉(公元221年—263年)卷(附魏、吴)、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卷。从卷次目录上就明显发现，习凿齿是将曹魏、东吴两个政权作为“季汉”王朝的陪衬而出现在历史画卷中。

　　“后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汉”。

　　“季汉”的出现告诉我们，早在晋代，人们就已经形成共识：刘汉王朝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西汉、东汉、季汉。

　　“季”者，第三或末位之谓也。古人叙兄弟长幼次序用“伯、仲、叔、季”来表达，“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为老四；如果是两个兄弟，就按“伯仲”排序；如果是三个兄弟，就按“伯仲季”排序，没有“叔”；如果兄弟有四个以上，那么，老大、老二和老小(老幺)对应“伯、仲、季”，其余都是“叔”。“叔”可以有多个，但“伯、仲、季”只能有一个，最后一位一定是“季”。

　　今人用“季军”来表达比赛中的第三名，概源于此。

　　结合《三国志》和习凿齿《汉晋春秋》等历史文献得知，“季汉”政权是由刘备在蜀地建立。

　　习凿齿的书取名“汉晋春秋”而不叫“汉魏晋春秋”，这与习凿齿的“正统”史学观有关。

　　习凿齿认为，晋代政权不应该绍续曹丕建立的曹魏政权，而应该直接与汉朝对接，因为曹魏政权是由篡夺而生，不能归入华夏“正统”。他的《晋宜越魏继汉 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清人严可均《全晋文》简称为《晋承汉统论》)《临终上前论疏》《别周鲁通诸葛论》三篇文章收入《汉晋春秋》书中，都在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习凿齿的“正统”观除了包含“五德终始”内容外，主要强调两方面：

　　一是强调要实现华夏一统。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者地位要稳固。东汉末年，曹魏没有实现统一大业，而是在汉家王朝的土地上出现的战火纷争的乱世，不能成其为一个朝代。

　　关于曹氏父子的无德少道，习凿齿在临终上皇帝疏中又指出：“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

　　相反，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韬光养晦，逐步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后来又平定季汉与孙吴政权，使华夏再度获得统一，因此，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政权才是王朝的正统。

　　在临终上皇帝疏中，习凿齿对那段历史再次进行了辨析，认为：尽管曹魏篡夺了政权，但主要业绩都是由司马氏父子建立的，并且在曹魏政权实现真正统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曹魏政权就被司马氏所取代了，晋王朝就正式建立，可以说是在最短时间内，赓续绍接上了汉王朝的“正统”，是司马氏继刘汉王朝后，再度实现完成了华夏统一大业。

　　二是强调血统纯正与禅让制。保持血统纯正与延续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最为看重的。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及等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正。曹操生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虽然官至太尉，但其根脉体系不清楚。而刘备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说明刘备是刘姓皇族的嫡系，血统纯正，论辈份，刘备是皇上汉献帝刘协的远房叔叔，所以人称“刘皇叔”。

　　“禅让”是指古代帝王把皇位传让给贤德之人，而不一定是自己的子孙。传说中，尧帝在年老后，将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舜，而不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从此开“禅让”之风。

　　但是，东汉末年的“禅让”已经演变成欺世盗名者的幌子和障眼法，实质上是在抢夺皇位。

　　曹操在世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天子汉献帝刘协的位置架空，使之犹如傀儡，但曹操在世时，还不敢直接推翻刘姓王朝来自己当皇帝。

　　到了他儿子曹丕继承曹操的魏王、刘汉王朝的丞相位置后，于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以“禅让”之名，威逼汉献帝刘协退位。汉献帝只好下“禅让”诏书，并被曹丕以皇帝身份降职为“山阳公”。

　　请记住，曹丕与刘协之间发生的所谓“禅让”之事，是发生在曹操去世后的当年，曹操生前，根本没有这回事，也就是说，曹操终其一生，都是汉家王朝的大臣，与曹魏政权无涉。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二年(221年)”记载，当时由于交通信息不畅，蜀地传言，说汉献帝刘协已经遇害了。于是，刘备在蜀中主动为刘协发丧制服，谥号刘协为“孝愍皇帝”。

　　当时，群下竟言符瑞，天地之间有吉祥瑞兆迹象出现，劝刘备接过汉家正统权杖，称尊号，自己来当皇帝。

　　不过，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人。据《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记载，费诗上疏刘备，指责刘备：“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刘备见了这份上疏，很是不高兴，将费诗降职，由司马左迁为永昌郡从事。

　　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之南，向天下昭告自己为皇帝，主动接过刘姓汉王朝大旗，国号仍然为“汉”。刘备开始以新的汉家天子身份，行皇帝职权，大赦天下，改元“章武”。

　　应该说，刘备这一着棋下得非常高明，彻底打破了曹魏政权代汉而立的企图，意在向世人宣告：刘姓汉家王朝还没有灭亡!

　　刘备的章武元年(221年)也就是魏曹丕政权的黄初二年。如果从刘姓皇家正统来看，汉献帝是公元220年被迫“禅让”给曹丕，刘备于公元221年即第二年(仅隔几个月时间)就在向世人宣告：他是新的刘姓汉家皇帝了，刘姓汉王朝的皇脉还没有断，是由他刘备给及时绍续上了。

　　曹丕代汉，被定性为是臣对主的“篡位”，不是正常的“汉帝禅位”，不属“正统”范畴。一直到公元263年，司马昭率领魏军击败了季汉军队，将季汉后主刘禅带到了洛阳，这才是“汉亡”的真正标志。

　　“汉亡而晋始兴”。公元265年，相隔一年，司马氏晋王朝正式建立，实现了封建王朝政权更迭和华夏“正统”的延续、连续。到了公元280年，晋灭东吴，再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一统。

　　习凿齿“汉晋正统”观对此前问世的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写史方法进行了纠偏，坚持以刘姓“季汉”政权为正统，坚持认为，晋王朝继承的应是刘汉王朝政权，而不是曹魏政权，从而使司马氏建立的晋王朝名正言顺地进入到了封建王朝“正统”系列。

　　第二，我们再来理清“季汉”王朝与曹魏、孙吴政权的关系。

　　《晋书•陈寿传》载：“(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尚书郞范頵等上书认为：《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就其家抄写其书，《三国志》由此传播开来。

　　《三国志》从体例上看是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最初是各自成书，以单行本在社会上流行，一直到了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三国志》以魏为主，帝魏而主蜀、吴。

　　陈寿为何要将《三国志》定位为以魏为正统?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

　　陈寿在蜀地生活了三十年，在曹魏生活了三年，在西晋生活了三十年。他在西晋统一全国后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总结历史，便不得不考虑到当今王朝晋是由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史实，因为他也不可能预料到将来会出现“晋室南迁”、晋室分为西晋和东晋之事。

　　为了强调晋室的正统性，就必然要考虑到司马氏政权是从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合理性，所以，他肯定曹魏政权是“正统”也就是肯定了晋朝政权是“正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定位，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为魏国奠基者曹操及魏国的历代国君立“纪”，让他们享受帝王待遇。而对蜀、吴的君主，则采取降规格的立“传”。曹魏的君主称“帝”，蜀、吴的君主称“主”。曹魏君主之死称“崩”，蜀汉君主之死称“殂”，孙吴君主之死称“薨”。

　　在年号上，在《魏书》中，对蜀、吴君主即位称帝皆不标年号，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即位，则必记魏的年号。

　　与此同时，对曹氏篡汉、司马氏篡弑代魏的行为进行百般回护，冠以“禅让”美誉进行描述。相反，对刘备称帝，国号为“汉”却不以“汉”来相称，而以其地处蜀地来称其为“蜀国”。

　　《三国志》问世后，流传很广，赞誉颇多，但一些目光敏锐的士人们已经感觉到这本书的负面效应：它将会助长那些朝廷权臣们拥兵自重、觊觎非望、弑君夺权风气，对社会安定将造成不良影响。除习凿齿外，袁宏、范晔等人都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袁宏与习凿齿同时代，在其所撰《后汉纪》中指出：“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彻底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后汉纪》的末尾不结束于曹丕篡汉的公元220年，而是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作结，即将公元221年由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与公元25年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实现无缝对接。其史家之良苦用心是十分明晰的。

　　后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撰《后汉书》时，坚持据事直书，对《三国志》中一些不妥的提法进行了纠偏反拨。

　　由此可见，习凿齿撰《汉晋春秋》，除了有为晋室争名分、扼制桓温觊觎东晋政权野心等政治目的外，也对当时的史学研究另辟蹊径做了表率。

　　事实上，陈寿《三国志》中已经出现了“季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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