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弘光”政权被归入“南明”另册追踪

　　长期以来，史学界习惯于将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弘光政权称之为“南明”，将其打入明王朝另册，不纳入明王朝垂直主干谱系。这一方面是受了清人修《明史》时的“小九九”影响，把明王朝政权的时限给确定得愈短，就意味着清王朝政权的时限会愈长，哪怕是一年半载也要十分计较在意。《明史》中虽然没有出现“南明”一词，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明朝人的反抗从正面予以承认。朱姓明王朝的诸王们前仆后继、建元称帝以抗清续明的行为，都不能进入“本纪”中，而只是在《诸王列传》中给予零星无序的简单交待，致使今日读者在阅读史书时大费脑筋。

　　那么，对于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明王朝弘光政权，历史上最早将其归入“南明”另册的又是何人何文何书?

　　问题还可以追溯到清代。

　　有研究认为，清代康熙年间，在江阴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之《黄道周传》中，在与“南宋”相比论时，出现了“南明”一词。其“外史氏”议论指出：“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这里出现了“南明”概念。

　　其实，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临安即杭州，因都城不同，将其分为北宋、南宋是可以成立的，如同宗周(今人称“西周”)、成周(今人称“东周”)之分，西晋、东晋之分，均因都城处所不同而称谓不同。但朱由崧的弘光政权是回到明王朝的始建都城南京，这里本来就是“明”都所在地，是明王朝的始建都城所在，而不是什么“南明”，与历史上的北宋、南宋之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南明”的，学术界公认的是清人钱绮的《南明书》三十六卷。在《南明书》中，钱绮将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政权，在福州的唐王“隆武”政权，在绍兴的鲁王与在广州的唐王“绍武”政权，在肇庆的桂王“永历”政权和在川鄂边界云南的韩王“定武”政权合为一书，因为与北京相较而言，这些政权先后是在南部诸省建立，故将其政权统称为“南明”。

　　在这里，钱氏最大的学术弊端就是忽略了明王朝建立，首先是在南方的南京建都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而这种事实又是与后来的朱由崧“弘光”政权同处一域、同为一个金銮殿。这应该是《南明书》的最大学术不周全之处，但对后世学人的误导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直到笔者提出这个问题为止，可能目前还没有学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谬误之处。也难怪，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似作者这番长期客居南京、研究南京，更缺乏对南京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和依恋之情，所以都人云亦云矣。

　　将弘光政权归入“南明”，严重压低贬损甚至抹掉了南京在明王朝的都城地位，它容易给社会普罗大众造成两种错觉，第一种错觉是，以为自从朱棣永乐十九年后，南京的都城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大有抹平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与留都双重身份之嫌；造成的第二种错觉是，以为明朝的都城就一直是在北京，所以就将闯王进京、崇祯自缢后的在南京由朱由崧建立的“弘光”政权打上了南边的明王朝即“南明”印记，以示与北京的明王朝都城相区别。

　　如上所述，明王朝首先是建都在南京，都城的根在南京，朱由崧的举动只是“回娘家”、回到明朝都城的发祥地，回到了留都而已，不存在重打锣鼓另开张问题，而只是顺理成章地启动了国家机器的“备胎”。

　　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时，虽然将南京作为留都，但在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将明王朝进行南北之分，并没有将永乐迁都之前的明王朝称为“南明”，更没有将迁都之后的明王朝称为“北明”，又何来在国家出现危亡时刻，将回到留都即“还都”后的明王朝称为“南明”呢?它本来就是“明”呀，哪来的“南”呀“北”呀的问题!(摘自束有春著《七朝古都南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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