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此文讨论明代江浦县驻军诸问题：（1）浦口城先后进驻“五卫”；（2）洪武年间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下，并迁县治与卫俱；（3）江淮卫管辖马快船，实为朝廷水上运输队；（4）浦口城“三仓”问题；（5）县内营屯：屯营，屯田，草场等等；（6）军卫与地名；（7）举例简说“卫籍”士人籍贯认定问题；（8）如何处理军地矛盾。文章较长，上篇仅讨论前四个问题。


         明朝军事制度形成于元末明初征战过程中，继承了唐、宋、元三朝兵制的部分特点，建立了卫所制，很多管理制度在明朝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经逐步调整，才形成并稳定下来。

         明代各卫、所兵有定额；保障兵源的制度是采用军户世袭制。明代各户皆有定籍，军户里的子弟随时递补军队缺员，父死子承，或兄死弟承，依次类推；兵农合一，屯守兼备，以满足军队的日常供给。

         明代的卫所功能及隶属关系较为复杂，分为直属皇帝的亲军京卫和五军都督府下辖的卫所，其中又有屯垦卫，驻守卫、戍军卫和护卫之分。据洪武二十三年统计，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明朝中后期实际存续的卫所远少于编制数，部分卫所仅存空署。全国卫军人数多达二百余万，明中后期这一数字超过了二百六十万。

         朝廷设五军都督府管辖全国各卫所，各都督府互不隶属。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后，原五军都督府改称“南京五军都督府”，分掌南京卫所事务，承担大教场操演、江防军事及城门锁钥等职责。下辖32个卫并统辖17个亲军卫。其中，“南京中军都督府”专司南京城门锁钥管理。

         各卫设指挥使司，内设指挥使（正三品，掌印）一员，下设指挥同知（从三品，分管练兵、屯田）、指挥佥事（正四品）、镇抚使（从四品，司法纠察）若干员。每卫分设左、右、前、后、中凡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千户所由正千户（正五品）管理；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由百户（正六品）统领。

        本文拟梳理明代江浦县内有关军卫诸史料，并以此管窥蠡测，论及明朝早期军籍管理、军地矛盾处理等细节问题。笔者仅希望本文在梳理地方史料、陈列有关细节、提供具体案例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自《雍正江浦县志》：浦口城）

         浦口城陆续进驻“五卫”1.

       （1）应天卫

         洪武九年（1376）六月始置江浦县，属应天府。然而此前数年，即洪武四年（1371）八月，已敕令“指挥丁德”筑浦口城，并率师进驻，此师即应天卫，丁德盖为应天卫第一任指挥使。明初卫指挥使，为卫掌印首长（司令员），非从龙征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者莫能任，然而很奇怪，此人在《明史》里失载，原因待考。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以前（1361年），为保障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已建立“大都督府”，并让侄子朱文正担任大都督。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暨丞相制度，并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和南京各设置有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的军队和卫所。

   应天卫隶属中军都督府，卫署在浦口城中，鼓楼街北。据《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兵二》，应天卫于永乐十八年（1420）调守北京。该卫驻浦口城前后计六十年。

       （2）龙虎卫

         因浦口城“扼抗南北、钳制江淮、拱卫京畿”，为加强浦口城守力量，据沈孟化《江浦县志》，洪武九年“七月，设龙虎卫于浦子口城”，卫署在浦口城清江门（南门）内西北，弘治间清江门陷于江潮，迁至万峰门（西门）内东北。晚清时期，其地有龙虎山，下有“龙虎巷”，即为龙虎卫署驻地。

        龙虎卫隶属左军都督府，永乐十八年（1420）调守北京。该卫驻浦口城前后计五十五年。

       （3）武德卫

        卫署在浦口城沧波门（东门）内，隶属右军都督府。永乐十八年（1420）调守北京。浦口武德卫首任指挥使是张保，不知其原籍，后定居浦口。

       （4）横海卫

        卫署在浦口城望京门（老城南便门）内，隶属后军都督府。

       （5）和阳卫

        上述四卫皆驻浦子口城内，惟和阳卫署在万峰门（西门）外，与和阳卫屯营（见下文）并。隶属中军都督府。该卫在县内萧家圩（在土桥南）、双岸圩、蔡家圩（二圩在红庙）、六峰圩等地有屯田。

        武德、横海、和阳等三卫皆为洪武十一年（1378）自京城（南京）迁至浦口城。

        浦口城五卫，除各自有所隶属外，明朝另设“浦口守御”于浦口城内，以督理应天等五卫官军。据《江浦埤乘》转引吕燕昭《江宁府志》，明设都指挥（浦口）守御厅；清顺治二年（1645）改设总兵，三年改副将，七年改参将；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守备；雍正十年（1732）改设都司佥书驻扎（归江宁城守副将统辖），防守江浦及六合、滁州、全椒、来安等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从浦口调守北京的应天、龙虎、武德诸卫，在浦口城依然保有“留守卫署”直至明末，这三个留守卫依旧隶属“南京五军都督府”。其根据如次：

       （1））永乐十八年，即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后，县志等书仍然有涉及应天、龙虎、武德等三卫军官任命、屯田等事项的大量记述。如《江浦埤乘》所记“明季”福建长乐人郑国庸，“以太学生为浦口龙虎卫经历”。①

       （2）据《明史·河渠志》及县志记述，正德十五年（1520），御史成英上疏：“应天等卫屯田在江北滁、和、六合者，地势低，屡为水败。从金城港抵浊河达乌江三十余里，因旧迹浚之，则水势泄而屯田利。”诏“可”。

         成英所说屡为水败的应天卫屯田在今星甸、汤泉、北城圩、盘城一带，因地处滁河洪泛区内，其屯田常为水淹，因此建议在今和县金城港开挖一条通江泄洪水道，经浊河达乌江。虽“诏可”，却因遭到和州知州易鸾②反对而未果。

       （3）据《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成化十二年九月，户部开会并议定：“南京应天、横海、龙虎三卫，俱在江北，卫各有仓，岁收锦衣等卫屯种子粒（粮食）不过十一万二千一百余石。而所支三卫并武德、和阳、江淮各卫官军俸粮，乃用十三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往往取足于南京在城仓，各军月支不便。宜以应天府所属江北县分并直隶沿江府州每年夏税，拨于应天等三卫仓，以足每岁各军之用。”——即成化年间，江浦军卫粮食皆依赖锦衣卫屯田供给，犹有缺口，则从南京城仓跨江运来，户部建议调拨江北地区江浦及周边州县每年“夏税”，以减漕运之来回折腾之力。可见一县而六卫（加驻江浦城南的江淮卫，见后文），军粮供应在当时已成为难题。

        （4）万历年间讨论重修浦口城问题时，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主张沿着浦子山，补筑南城一面，围应天卫及三仓于城内，而已泡入水中的龙虎、武德、横海三卫移入三仓之间的隙地。——万历年仍需考虑安置“五卫”驻地问题，可见明末“五卫”衙署皆驻在浦口城。

         另据《南京都察院志》卷十五，嘉靖、万历间浦口五卫合计仍有“屯军”6200多人。

         2.洪武年间，新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下，并迁县治与卫俱

         旷口山（后更名凤凰山）距浦口城西南二十里，与浦口城所坐落之定山诸峰相接。旷口山南麓旧有自然河道，汇聚老山各路来水入江。迁县治后，该河道经多次疏浚，名之为直江河（又称对江河），今名城南河。

         洪武二十四年（1391）发生三件事：

         一是朝廷在旷口山南三里左右、直江河平家渡，建“江淮关”，并设江淮巡检司于此，直属应天府，不久改属南京卫所都指挥使司管辖，成化间复差中官（宦官）协管。可见直江河（今城南河）的重要性。③

         二是新开一条驿道，连接江淮关与东葛，并为此凿通黄悦岭（今名黄山岭）峪口。

         三是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下。

         这三件事当然是有联系的。因明朝定都金陵后，旷口山及其南麓直江河的地势险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设江淮关，置江淮巡检司（直属应天府），其目的都是在控制这一险要地势。这一年（也有材料说是四年后，即洪武二十八年）又在旷口山下建江淮卫④，并将江浦县治迁至旷口山下。

         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又将江浦县衙从浦口城迁至旷口山下的“新开路口”。现在来看，将县衙从浦口城迁至旷口山，主要目的还是在配合有关部门对旷口山+直江河这一险要地段的军事占领，加强对这一地方的行政管理。在迁徙县治（县衙）后，朝廷“复割江宁县沙洲乡民二千户属县”，为此新建一个崇德乡⑤。二千户，人口近万，显然是为充实江浦县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但随着大江“沙洲”起落变化，原江宁县两千户人口大多逐渐失去土地，只能分散“侨置”（安插）在县内各荒僻地带。读清代江浦县地图，标注为“崇德乡”者，竟然有四五处之多。据“沈志”，崇德乡起初“编户一十八里，后并为四里”，然而原税额并没有减少，“其十四里粮税，俱各里赔纳”，明初“充实”之举，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赋税负担。

        3.江淮卫管辖马快船，非战争时期，实为朝廷水上运输队

        江淮卫署在旷口山下，县衙迁来后，与县衙隔街（今文昌路）相对。康熙十九年（1680），江淮卫旧址上改建武庙（即关帝庙），今为南京市浦口区政府所在地。

        江淮卫属南京亲军卫，《江浦埤乘》谓“江淮卫隶（南京）亲军指挥使司，

        并听（五军都督府之）中府节制”。⑥其专职为朝廷水上运输，“止有水夫，而无军伍”⑦。所属有左右中前后五所，建置完整，所管辖马船、快船夫甲（船夫）规模很大，官兵人数（包括船夫）远超陆地军卫。据《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五》，江淮卫辖大小船只（包括马船、快船、黑楼船、平船、黄船）⑥四百零九只，每船一号六百料者，民夫五十名，三百料者，民夫二十五名，则下辖民夫（水手）过万人，规模大于同时期建置于江南的济川卫（辖船四百零八只）⑧。闲时，这些船只停泊在直江河，部分停泊于浦子口。为此曾于洪武年间疏浚直江河，留下地名“新河”以及“新河口”。⑨

        料，指古代船只大小的计算单位，俗称船料，是造船所用木料的数量。二十料船，意思就是要用二十根木料才能造成这艘船。而一根普通的用船木料，在正常情况下长度大概在五六米之间，直径约二三十公分之间。由于这样的一根木料在水中的浮力，基本可以承载三个成年人的重量，也就在三百多斤左右。随着习俗惯性的延续演化，中国古代船匠便渐渐的把船木料在水中浮力的承载量，用来计算船只大小，由此以料为单位的船只计算单位便出现。古代常见“千料大船”，宋代的大型航海商船，可载五千料，即载重750吨左右（古代斤两跟今天不一样，大约要减半计算）。

       马船和快船原本都是水军的预备船，后来统一归属南京兵部管理调度，且用来执行同样的任务，故亦合称为“马快船”。明朝初年四川、云南市易马骡及蛮夷酋长贡马者，皆由大江以达京师（南京），有司载送悉用民船。至洪武十年（1377）令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五十只，每只定民夫三十人以备转送。战争结束后，运马之役取消，船只归属于新建的江淮、济川二卫，以备水军征用。永乐迁都北京后，自正统六年（1441），将马船“以五十号为一班，轮赴北京听用，半年一替”。

        洪武年间设置锦衣卫，建造大量快船，以备调用，时称风快船。战争结束后，逐渐改作运送贡品之用，景泰元年（1450）始由南京兵部统一管理。《续文献通考》载 ：“太宗迁都北平，其南京并各处进贡方物，尚未有皇马快船之差。至宣德、正统以后，或装载荐新品物及南京所造筛簸等项，用船数多”，于是马船、快船成为南京通向北京的贡船。

        黄船乃御用之船，因为 “以石黄涂其外”，船体呈黄色，故名。《明会典》曰：“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两种，皆为御用之物。”嘉靖二十年（1541）沈江村撰《南船纪》，分黄船为四种：“预备大黄船”，乃皇帝所专乘，船大而精美，船上“有亭如殿”，亦称“水殿黄船”；“大黄船”，尺寸较前者略小，设备相对简单，用以载运南方出产的精美器物；“小黄船”和“扁浅黄船”，负责运载江南时鲜肉蔬果品至京城。黄船的管理权归南京兵部，故时常与兵部管理的快船统一调拨使用。《龙江船厂志》曰：“大黄船专充本部及内官御用各监器贡之用，与兵部快船相兼差拨，岁有常数，往返不绝”。

        这些船只上的船夫（舵手、水手等），皆采用世袭制，父死子承，或兄死弟承，合称马快丁，父兄或无子息，或子弟不习水性，或体弱多病，亦可捐银雇人替代，合称“马快丁银”，加以滑胥从中设局牟利，贻害无穷。

        据《江浦埤乘》卷十九《王頫传》，清朝早期仍责令前朝船夫承担快船运输，“马快丁银”仍为杂税之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因漕运问题突出，索佥“殷实快丁”顶运。当时所谓“殷实快丁”（前朝船户的后人）所剩无几，又皆不谙驾运，只能出银请人代运，家日益贫。又需分担造船、修船之费，催比急迫，致有鬻子卖妻者。黠胥（奸吏）复转相攀扰，诬及民籍，以鱼肉之，诉讼不休。六十多年后，嘉庆年间，江浦知县浙江人王頫到任后，欲为民除害，先缕陈“快丁”疲累情形，次妥议调剂规条，次婉劝商民助捐，次恳借国库款发典生息，抵每岁运、造二费。江宁府感其诚，为奏准免佥立案，勒石永禁。困扰快丁六十年之困厄这才得以解除，邑人感激涕零，为建“生祠”以祀！

        4.浦口城“三仓”，目前仅知东仓、西仓

        洪武四年，指挥丁德筑浦口城，陆续进驻“五卫”“三仓”。今人较多注意“五卫”，那么“三仓”是什么？

        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三仓”是“五卫”军需品仓库，其实查江浦县志，浦口“五卫”各有自己的军需仓库。据《江浦埤乘》卷六《建置·仓储》载：应天卫仓，在户部浦口分司公署右；横海卫仓，在户部公署左；龙虎卫仓，在应天卫仓右；和阳卫仓、武德卫仓，万历年间已“仅存遗址”⑩。这五个仓库皆是由各军卫自主管理、服务本卫的军需仓库，而“三仓”是由户部管理的战备性质的仓库。为此，户部（迁都后改称南京户部）特设“浦口分司”，指定一名主事，常驻分司公署负责。按《江浦埤乘》转引《南京都察院志·北城职掌》：“洪武中筑浦子口城，列卫置屯储粟，以据守要害。户部以其属一人分督储事，每月渡江放粮。正统间题设主事一员，专管驻扎。”也就是说，这名主事，起初为兼职，正统年间始为专职。

         “三仓”名称及其位置，则难以详知。考《江浦埤乘》，浦口城攀龙门内，旧有椅子山，山后旧有东仓山，山中有“东仓”，此为“三仓”之一也；浦口城里另有府山（府山在西门内），山后有“西仓”，亦为“三仓”之一；“三仓”之第三仓，则名字与位置皆失载，笔者推测当在浦口城北门内。“三仓”为仓储重地，当建置于城中地势较高之处。浦口城亦为山城，明初东、北、西三面皆与山连，北门坐在一山埠之上；又万历二十年（1592），绍兴府山阴人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在改建浦口城奏章里说：应沿着浦子山补筑浦口南城一面，以围应天卫及“三仓”于城内，而已泡入水中的龙虎、武德、横海三卫移入“三仓”之间的隙地。可见“三仓”皆在浦子山之北，远离城南坍江地段。

         按，南京户部设十三个清吏司，分管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省有关事务；南直隶府、州、卫所，由四川司兼领。每一清吏司分为民科、度支科、金科、仓科等四科；其中仓科主管漕运、军储，出纳科粮。每司各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浦口“三仓”由南京户部专设“浦口分司”管辖，由四川司委派一名主事负责。主事为正六品衔，高于七品知县。因此浦口分司主事莅临办事，常有江浦知县陪同协助。

       【未完待续】

①  康熙间刘岩《郑清江墓志铭略》：“其先居闽之长乐县，曾祖讳国庸，以太学生为浦口龙虎卫经历，后升理问，未之任，遂家焉。”家焉：谓家于浦口城。

② 易鸾（1492—1529），字鸣和，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三年任和州知州，七年编成并刊印《和州志》，升任刑部郎中，八年病逝，年仅三十八岁。

③  沈孟化《万历江浦县志·卷十·兵防志》：江淮关：在县治东南三里，旧为平家渡口。明洪武二十四年建，设巡检司，隶本府，寻敕都指挥守之，成化间复差中官协守，嘉靖初革。

④ 陈琏《新修学宫碑略：“（洪武）二十四年，改辟（江淮关至东葛）驿道，始设江淮卫于县西南二十里旷口山之阳，遂迁县与卫俱。”见《江浦埤乘》卷十一。

⑤ 见沈孟化《江浦县志》卷一。

⑥ 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后，南京仍保持49个卫（包括卫署），计有亲军卫17个（另牺牲千户所1个），五军都督府辖32个，其中左军10，右军5，中军5+牧马千户所1，前军7，后军5。

⑦ 四库全书·潘司空奏疏·卷二·条陈部司紧切事宜疏：一议定城守，以便责成。臣查得江浦县设在江北，正与京城相望，实南都之屏翰也，向无城郭之设，故未议守城之人。近于万历八年题请建造，而守城之兵则固未之及也。臣查得各处省府州县城池凡与卫所相共者，城门锁钥皆属卫所掌管，则江浦县城亦应属之江淮卫矣，但查江淮卫止有水夫，而无军伍。水夫专管驾运物料，轮流差遣，并无著伍之士，若责以守城，殊无固志。合无将本城守卫之事责之该县，坐拨壮快巡守，锁钥掌之县令；巡逻责之捕职，而江淮卫巡捕官一体巡缉，互相觉察，其该县巡捕等官仍听本部节制，每月朔取具，不致疏虞，结状差人赴部投递，万一地方有事，仍听本部调度，不得抗违，违者容本部指名参究，则该县之守在民犹在军，而本部之责成在县犹在卫矣，伏乞圣裁。潘季驯（1527—1595）字时良，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万历时，累官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⑧ 马船：最初为运马而造的大船，明朝中后期也用于其他货物运输。明李东阳《马船行》：“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又称马快船。

⑨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南京有济川卫，济本去声，此卫管马快船军，取“若济大川，用汝作舟楫”之义。济川卫指挥使司设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驻扎在新江口，在南京江边。

⑩ 据《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二·职掌十五·北城职掌·仓》（刻本第四十二页）：浦子口：应天卫仓，在户部公署之右；横海卫仓，在户部公署之右；龙虎卫仓，在该卫地方。和阳卫仓、武德卫仓，以上二仓，仅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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