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国家安全等面临新情况。


但是有的地方干部“承平”日久,思想麻痹,风险意识低下,工作不扎实,不敢啃硬骨头,习惯于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整文件”,成了不折不扣的“文件干部”。


“文件干部”把文件发放当成工作推动,导致工作“局部空转”。


文件有着价值引导、政策指令、利益表达、信息沟通、推动执行等功能。在行政工作中,必要的文件必须出台。但是,滥发文件则会影响政府运转。


当前,“以文件来执行文件”成为一些干部懒政、怠政的主要途径。据报道,某贫困县的一个科级部门,年收文件3831份,下发642份。


有关调查显示,一个普通乡镇每年要接收上级文件200到300份之多,乡镇也要向所辖村、社区和辖区单位等下发文件100到200份左右。


在此次抗击疫情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曾抱怨“一天收到十来个部门文件,却无一解决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一谈到开展工作,张口闭口都是开了多少会议、制定了多少文件,而不说部门采取了哪些行动、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很显然,这是将召开会议当成了工作本身,又将下发文件当成了工作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如果政府部门都忙于召开会议、传达文件,而不是采取行动、真抓实干,地方政府运行很可能出现“在冰上开车,轮子在转,车不往前走”的“局部空转”现象。


“文件干部”以文件写作拔高工作成绩,追求“文件政绩”。崇尚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只有各级干部都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才能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行政部门的文件材料本身应当是工作实际状况的真实客观反映,文件材料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揆诸现实,很多文件的出台,都有着政绩的考量。一份文件是否可行,很多干部其实心知肚明。但只要出台了“红头文件”,就往往意味着重视了这一问题,也就可以向上级表功邀功,如果遇到一个糊涂上级,就可能蒙混过关,甚至当上“先进”,这就是“文件政绩”。

一些干部本职工作不愿意扎实干,而是花大力气在“写文件”上,单纯追求文件材料“高大上”,甚至虚构成效、编造经验、夸大创新。一些干部“脱实向虚”,整天在会议室“遣词造句”,追求“对仗押韵”,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牍上,看起来工作很忙,压力很大,身体很累,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绩。

一些干部“成绩不够,文件来凑”,通过发文件来为“不作为”作掩饰、找理由、寻借口。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贻误了实际工作。

同时,“干得好不如写得好”,以文件论政绩,还会助长政府中的“逆淘汰”现象。

“文件干部”用文件工作掩盖缺乏担当,造成“改革稀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坚持开拓改革、创新发展,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国家治理需要党政干部勇于担当,真正吃透改革精神并大力推动改革,方能使各项建设事业取得进步。

但是一些地方干部不是通过“真改革”推动治理现代化,而是企图通过“发文件”应付了事。

一些干部将上级文件改动一下签发单位和签发日期,就发给下级部门,将决策推给上级,将责任推给下级,当起了文件“二传手”;一些干部摆花架子、做假样子,上面发一个文件,自己就下发五个文件,“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一些干部只想“平安着陆”,发发文件对上有个交代,对本职工作心中无数、脑中无事、眼里无活、手里无牌、落实无果,成了“佛系干部”。

以文件落实文件,搞“复读机式”的制度落实,推行“复印机式”改革,造成了改革被稀释、被淡化、被形式化。

“文件干部”跟不上时代要求,跟不上社会需要,跟不上群众期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如果不加以改变,势必会影响到政府有效运行。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对症下药,根治“文件干部”。

作者:范逢春(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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