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丁斯克战争,究竟是大清与俄罗斯的战争、蒙古各部落只是在履行清廷的战略决策,还是纯粹为一场蒙古人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清廷其实并没有介入?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与大清双方究竟如何认识这次冲突的性质?如何判断战争阵线的构成?为什么在两个准备缔结和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帝国之间,战争的阴云总是挥之不去?


谣言充斥外贝加尔湖


战前,使节们已经在通往和谈的路上。


1687年11月,戈洛文曾派出两队使者分别往清廷和蒙古。由斯捷潘·科罗文率领的使节前往北京(1688年三月下旬至北京),以伊凡·卡恰诺夫为首的使节团则赴乌尔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色楞格斯克围城结束后,1688年6月,科罗文从北京返回,报告清廷和谈意向。但他也了解到,倘和谈不成,清廷便准备用兵,“中国并已出兵向阿尔巴津进发”。同时,清廷也组成以索额图为首的庞大使团,于1688年5月30日(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离京,6月15日抵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七月下旬进入克鲁伦河附近。由于厄鲁特与喀尔喀蒙古战争的爆发,使团被阻。使团翻译、耶稣会教士徐日升写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经过一番匆忙而不是慎重的商量后,转身折回。几天以后,我们的皇帝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就批准了这个决定。”(《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使团沿原路返回北京,另派轻骑通知戈洛文,约定改期会商。


大清使节团临时改变行程,令戈洛文无法判断清廷的实际意图,加上才结束的蒙古围城以及随之发生的蒙古内战,外贝加尔湖地区情势瞬息万变,莫斯科的训令自然无法遵循,戈洛文需要在混乱中判断自己所处的情境,并独立做出决定。首先要弄清的是,蒙古各部落与大清是否正式结盟,在乌丁斯克战争中,清廷究竟有没有介入?


早先的俄罗斯情报认为,大清与喀尔喀蒙古之间有着密切的盟友关系。


早在1676年,清廷的使节就带着丰厚的礼物去土谢图汗、巴图尔洪台吉和格根呼图克图等处,使节团争取到与喀尔喀诸汗结成反俄军事联盟。1684年雅克萨围城时,康熙的使节团再次来到喀尔喀,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军事同盟关系和相应条款。双方约定,一旦俄军进攻达斡尔地区,蒙古军队则进攻乌丁斯克堡和色楞格斯克堡,并扣留俄罗斯人质和纳实物税的归顺俄罗斯的臣民。


1684年,外贝加尔湖地区的蒙古人来到色楞格斯克,赶走牲畜,攻打俄罗斯人。蒙古领袖土谢图汗派遣使臣到来,要求俄军撤出,释放人质,并警告俄罗斯人:“你们别想霸占我们的国土,你们的那个城堡不能再存在,”并说,“我们的斡齐尔赛音汗(土谢图汗)同大清皇帝一致行动”。


1687年春,派往北京的信使魏牛高、法沃罗夫回到雷宾斯克堡,带来的消息是,大清皇帝多次派遣使臣游说蒙古诸汗,劝说他们参加清俄战争。暂派给魏牛高的蒙古监管员格素尔告知:“中国的博格德汗已致函蒙古诸汗及台吉,请他们出兵援助中国人,这些汗和台吉都跃跃欲试。”虽然,蒙古内部有着争议。


乌丁斯克战争前后,通过与蒙古使者的交谈,以及对俘虏的审讯,戈洛文更加确信,蒙古与清廷之间有着直接的军事同盟关系。


尼布楚军政长官弗拉索夫在审讯蒙古俘虏后提交给戈洛文的报告中警告,蒙古台吉们将率领大军向尼布楚进攻,而中国人则带着大炮随同他们前来。俘虏交代说,1686年春,康熙曾派遣一名卡拉扎尔固齐去见全体蒙古台吉,商议攻打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事宜。蒙古各台吉同意了,大批人马定于秋天集结,往色楞格斯克城下。每100人中抽20人,军粮则全部由蒙古人供应,发给军人们每人5头羊和1头牛。达赉珲台吉的人马由达杨宰桑带领,目标是色楞格斯克。1687年3月末,又从每个乌鲁思抽调20人,每人征2头羊作军粮,以补充围攻色楞格斯克中丧失的军力。阿海岱青和达尔罕珲台吉则率部进兵尼布楚,也约定在3月底会合,要求他们待到清廷军队及其火器到来后再发起总攻。“中国部队什么时候携带大炮到达蒙古,蒙古人便什么时候向涅尔琴斯克诸寨进发。他们商定要夺寨杀人。”(弗拉索夫报告,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 年)》)


蒙古俘虏交代,在围攻乌丁斯克的队伍里有大炮两门和许多轻武器,是从大清运来的,还有一些是木制的大炮,轻武器的弹药也是从大清运来的。


6月,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真到色楞格斯克,说大清的使臣分两路前来:一路向尼布楚,一路向色楞格斯克,还派了4名长官随同使臣,这些军队长官率领5万官兵到尼布楚城下,另外还有同样数目的官兵到色楞格斯克城下。巴尔丹乌真表示这些消息都是从库伦的蒙古商人那里听来的,大清军人向他们购买大量马匹,告诉了他们这些情况。但当戈洛文追问大清军队究竟要到哪里去、有多少人时,他表示只听说他们有约6万人,别的无法确定。


当时即便是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也足称之为大军了,清廷如此庞大的军队向俄军集结,令戈洛文十分紧张,他进一步追问康熙究竟是准备和谈还是战争?但巴尔丹乌真拒绝说更多,因为,他说他并没有受命谈任何别的事情。


巴尔丹乌真刚离开,戈洛文就向驻扎色楞格斯克等城堡的各上校发出书面指令,加强城防,拆除城堡附近的房屋。他则在乌丁斯克建筑城堡以及从城堡到河边的秘密取水道,在乌丁斯克建成了四堵墙的木城,每堵墙高3俄丈、长23俄丈,另外还加修了5座塔楼,宽3俄丈,高3俄丈,其中一座六角炮楼,宽6俄丈,高3.5俄丈;还在城中修建了一座火药窖,上面建仓库;城厢周围加设了316俄丈的大型三重拦马栅,并令军役人员处于警戒状态,还在伊利英村居民区四周建设寨墙,周长230俄丈,并修筑炮眼,运去4门大炮和16普特火药。


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外贝加尔上空……


布洛克河战争


1688年8月29日,戈洛文在1160名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火枪兵护送下,从乌丁斯克出发前往会谈地点尼布楚,期间突然改变了计划,原路折回乌丁斯克。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臣仆等9月16日(公历9月26日)启程前往蒙古乌鲁思,以便根据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发给臣仆之训令,促其归顺。”


整个秋天,蒙古地区谣言充塞。一些消息说,满洲使臣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据说有6万人)向尼布楚前进;雅克萨送来的报告说,清廷使者乘坐106艘船,带有41门大炮,“割尽烧光了沿途所有的粮草”;色楞格斯克也传来消息,说大批喀尔喀蒙古人因逃避卫拉特人而迁往外贝加尔湖。他还从归附俄罗斯的蒙古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土谢图汗、格根呼图克图以及其他归顺大清的蒙古诸汗正养精蓄锐,准备借清廷的军事援助返回自己领土,预料他们将进攻俄罗斯城堡。


他还听到康熙“命令把他的大批军队集中起来,做好在春天开往俄罗斯的边区城市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的一切准备。同时命令他们的中国大使们要带着大批军队和武器弹药前往参加使节会议,只是分两路前往,一路去色楞格斯克,一路去尼布楚”。


戈洛文担心中了康熙的计谋,他担心满洲军队与蒙古人联合起来同时从两面向俄罗斯进攻,而以当时戈洛文能调动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双线作战。因此,他派出伊万·洛基诺夫前往北京,虽然交给他三种条约方案以备万一,但主要目的还是探听情报,“主要应探明康熙的意图和计划以及他的军事力量”。


担心后方空虚,担心蒙古领主乘他赴尼布楚谈判期间集结军队前来贝加尔湖一带征讨布里亚特人,戈洛文推迟前往尼布楚的行程,半路折回乌丁斯克。


9月底,当戈洛文发现希洛克河对岸“果然”冒出了许多蒙古人(其实是蒙古塔邦古特部的策棱·佐库莱台吉所属牧民)时,决定先发制人,肃清外贝加尔地区的蒙古势力,他下令归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加入作战行列。


10月10日,戈洛文命令军役人员制作木筏,选好渡口,等到夜间时,俄军开到希洛克河,约500名军役人员以及约300名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首先渡河,攻打蒙古乌鲁思。其他军役人员由军官带领,连同辎重、粮食、大炮等留在渡口。


当夜,在离渡口15俄里的地方对蒙古人发起进攻,引发一场恶战,戈洛文的报告中称:“战争十分激烈……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


但蒙古力量并不弱,迅速集合人马,追踪俄罗斯军队,俄军且战 且走,退到希洛克河口。


10月20日,戈洛文侦知另一蒙古部落正在泽德河口渡河,他率领部队袭击对岸的蒙古诸台吉,蒙古人仓皇逃跑,沿途扔下了沉重的蒙古包和毡子,还有走不动的牛羊马匹。


11月13日,又袭击了色楞格斯克河附近的22座蒙古帐篷,打死蒙古人30名,俘虏其妻女,缴获马匹牛羊和帐幕等。


1688年秋季至冬季间,戈洛文在色楞格斯克、上乌丁斯克和伊利英村附近连续发动三次战争,基本将在这一带游牧的蒙古人驱赶出境。在俄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些蒙古部落表示臣服。10月1日, 塔布努特扎布额尔德尼的达尔罕巴图尔宰桑等人前来驻地,表示其下蒙古部落归顺俄罗斯,他们同意承担实物税,被安排于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之间定居。


戈洛文报告说,当时归顺的共有60多个宰桑、2个达尔噶、13个舒林佳、1个喇嘛和1200名乌鲁思,连同妇女儿童共约3000人,外贝加尔地区基本被戈洛文控制。


蒙古人要求以臣服清廷的方式,只在名义上承认俄罗斯的宗主权,但戈洛文坚持要他们宣誓“永世臣服”沙皇,并签订条约,条约包括“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纳实物贡,并愿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永世不移”;“如遇沙皇陛下皇家部队因某种需要向达斡尔诸寨或其他地方调动,台吉们应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予以支援”,以及对于沙皇陛下的臣民,不得有任何侵害等十条,这些条款后来被纳入俄罗斯的《法律大全》。


俄罗斯—厄鲁特联盟?


俄方固然无法判断清廷与蒙古之间的确切关系,清廷也同样无法正确判断俄罗斯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厄鲁特——喀尔喀战争期间,厄鲁特背后究竟有没有俄罗斯在唆使撑腰?厄鲁特发起对喀 尔喀的战争是否是俄军“围魏救赵”之计?


17世纪初,俄罗斯就开始与蒙古发生关系。当时俄罗斯人称蒙古人为萌加人或蒙加人,最初关系是建立在贸易互市的基础上,蒙古人与俄罗斯人保持着马匹和牲畜的贸易往来,他们要求开设类似明朝在中国边境为他们建设的那种马市。俄罗斯人除了贸易外,还希望通过蒙古探明去中国的道路,并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故17世纪俄蒙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至1690年喀尔喀归附大清之前,俄罗斯与蒙古的关系在整个17世纪一直在加强,用俄罗斯的档案资料来说,就是蒙古人关心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往来”,发展商品贸易。俄罗斯也一样,原因在于,俄罗斯新占领的西伯利亚地区与蒙古有着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接壤,正式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势在必行。尤其是,喀尔喀蒙古部落中的阿勒坦汗(金汗)因其靠近俄罗斯边境,不仅很早就与俄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曾经向俄罗斯提出建立了军事同盟的设想,尤其是其受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威胁时,阿勒坦汗甚至有宣誓效忠沙皇的表示。


因此,当17世纪下半期中俄冲突发生时,蒙古部落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但处在两大强势力量之间的蒙古各王公并不会简单地依附某一力量,一些酋长向俄罗斯人寻求支持以反对满人对其独立的侵犯,一些酋长则依靠满洲政府并开始反对俄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加强势力。究竟倾向哪一方,不仅取决于蒙古诸王公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也取决于俄中双方力量对比,取决于双方对蒙政策的具体情势。对大清而言,这是一个变数极大且难以确证的问题。


厄鲁特—喀尔喀战争发生前后,噶尔丹(其部落一般称卡尔梅克人)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更令大清担心。尽管噶尔丹并未否认对清廷的臣服关系,但也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往来,在 1674年至1681年间曾连续派遣多个使团前往俄罗斯,其武器也大多由俄罗斯供应。1683年,噶尔丹还派遣了一个70多人的使团前往伊尔库次克,而当时正是大清与俄罗斯在黑龙江对峙之时。戈洛文出使期间,又曾提出与噶尔丹结成“俄罗斯—厄鲁特联盟”的设想,故当喀尔喀蒙古围困乌丁斯克时期,噶尔丹发起对喀尔喀的战争,就被认为是“俄厄”联盟的联合军事行动。在希洛克河战役中归顺俄罗斯的蒙古人告知俄人,战时,蒙古领主们得到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陛下(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罗斯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俄军)的名义来恫吓他们。呼图克图的属员商卓特巴也向俄罗斯使者斯捷潘·科罗文抱怨说:“卡尔梅克之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


噶尔丹确实也利用了这一点,他致书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说“沙皇已经派出了五千名使者”,已经到了达昂嘎拉对岸,以此向土谢图汗和清廷施加压力;还广布流言,说已经同俄罗斯结成联盟,有俄罗斯的军队和武器援助(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土谢图汗则为了得到清廷的援助和干预,频频向康熙报告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甚至夸大噶尔丹与俄罗斯结盟的事实,为自己发动战争制造舆论并争取康熙的支持(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尽管清廷前往色楞格斯克会谈的使臣证实了噶尔丹放出的是假信息,但康熙还是担心噶尔丹与俄罗斯合力对付大清,为此,通过逗留北京的莫斯科使臣罗基诺夫,要求俄方不要与噶尔丹结盟。


厄俄结盟的传闻直接影响到此后清廷尼布楚谈判时的决策,为准备与噶尔丹作战,在与俄罗斯尽早达成和议的问题上,康熙不得不争取主动,做出让步。


国际关系中的谣言与战争


基于历史学的“后见之明”,可以推断:在雅克萨至乌丁斯克、希洛克河这一系列战争中,并不存在满蒙军事同盟,也不存在所谓的俄厄同盟。戈洛文报告中的所载情报,其实大都是谣言,部分基于传闻,部分基于蒙古诸部落的有意制造。


在中俄的早期外交接触中,尽管双方一再表示不以战争处理两国关系,但事实上,双方都极端不相信对方。由于两国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种不信任,就必然导致猜疑与算计、误解与冲突,谣言于是就成为处理双方关系的主要依据。国家利益之间的纠结、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夹杂着扑朔迷离的谣言的拨弄,两个帝国之间的对话就很难建立在理性与和平的基础上。


在这种情势下,可以说,是谣言机制在主导着国际关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进程。


作者:邓文初,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天下:明清对外战略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