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联没有了,苏共不是执政党了,建立起一个个的美其名曰“民主国家”的新政权,但是新旧转换中,苏联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了新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经济和权力资源集中的状况没有太大改变。苏联的解体和新秩序的再造,并没有解决人民享受的自由和权利不足的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利益桎梏也没有被破除。可以说,多数加盟共和国都还是“半苏联”体制,或者说处于“后苏联时代”。

最近白俄罗斯发生了民众针对选举结果不满的风波,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已经执政26年,这是其第六次当选。白俄罗斯经济也是一塌糊涂,卢卡申科执政初期经济形势尚是不错,但是后期就长期陷入困境了,2008年其GDP数值为607亿美元,到2018年反而降到6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半。在苏联时代,白俄罗斯是苏联最重要的机械、化工和电子产业中心之一,属于20世纪中后期全球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是到现在已经沦为经济比较贫困的地方(按人均GDP换算,相当于中国广西、贵州的水平)。


白俄罗斯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并不是个案,多数国家情况基本类似。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苏联解体后转型不彻底,甚至是“逆向”转型所致。虽然苏联没有了,苏共不是执政党了,建立起一个个的美其名曰“民主国家”的新政权,但是新旧转换中,苏联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了新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经济和权力资源集中的状况没有太大改变。苏联的解体和新秩序的再造,并没有解决人民享受的自由和权利不足的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利益桎梏也没有被破除。可以说,多数加盟共和国都还是“半苏联”体制,或者说处于“后苏联时代”。


这些国家的”后苏联时代“特征第一个表现是沿袭了苏联时代的权力格局和传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或苏维埃主席,摇身一变成为新共和国的总统(就像满清的巡抚变成民国的都督一样),并且长期执政。1991年后,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耶夫执政了28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都已经执政26年;阿塞拜疆总统先后由阿里耶夫父子担任,已经执政29年,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执政25年,病逝于任上;土库曼总统一开始由尼亚佐夫担任,他在任内大权独揽,2006年病逝于任上,又由其指定的接班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担任,现在也已经执政了1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总统和总理任期已经超过20年。


“后苏联”时代特征的第二个表现是这些国家虽然经历了私有化,但是普遍没有建立起开放、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建立起普通民众可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体制。反而是原苏联时代官僚集团洗劫了国家财富,控制了能源、冶金、食品、传媒等命脉行业,形成对国家呼风唤雨的寡头。比如,乌克兰寡头形成顿涅茨克帮 、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基辅帮和敖德萨帮。前总统库奇马女婿平丘克的EASTONE集团, 前副总理季吉普科的TAS集团,前总统波罗申科的乌克兰工业投资集团和前总理季莫申科与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公司都控制着至少上百亿美元的资产。这些年乌克兰经济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这些寡头的财富却快速膨胀。俄罗斯也有七大寡头或十大寡头之说。虽然寡头不断遭到打击,但没有消失,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在控制国家经济,或者被新寡头所取代。在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中,俄罗斯名列第140名,乌克兰第166名,在欧洲各国中垫底。


经济和政治生态长期僵化的状态,导致这些国家社会活力和开放性不足,普遍没有发展新的产业,没有发达的中小企业,没有科技创新,都还是在吃苏联时代留下的老工业体系的底子,在全球竞争中已经极端边缘化,这些工业只能为本国提供低质量的产品供给,而无法到国际市场上竞争。


进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非常迟缓,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10个人均收入在全球100名以外,甚至有3个堕落为全球150名以外的贫困国家,其中最落后的塔吉克斯坦排名第181名,低于坦桑尼亚、马里等非洲国家。80年代的苏联本来在全球属于中高收入水平,而解体后这些国家,普遍沦为中低收入国或低收入国。


整体来看,前苏联多数国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是暮气沉沉,复兴无望,长期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不出来。20世纪80年代,拉美、东中欧、南欧和东亚,有二三十个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都面临发展转型问题,做横向比较的话,前苏联多数国家无疑是做的最差的,多数南欧、东中欧和东亚“同辈”都已经跻身发达水平,拉美国家即使做的不好,也普遍比前苏联国家人均收入高,经济更有增长活力。


当然这也有几个例外,少数国家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并且堪称这三十年全球国家治理的先进典型。第一个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虽然长期强人统治,但是经济发展成就非常突出,人均GDP在独立后一度增长十多倍,峰值是2013年达到1.39万美元,即使后来由于能源和矿石价格回落,2019年平均也近1万美元。这些年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化、基础建设、社会服务都做的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是中亚五个斯坦国中的一枝独秀。


哈萨克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它人均占有资源很多,在前苏联国家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是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最多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好处在于,它作为一个小国,没有大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负担,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和民生,另一方面则归功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卓越领导才能。


哈萨克的例子也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是贤能的政治强人长期统治,其效果要比劣质民主(此类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好。当然,贤人总统并不是构成哈萨克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唯一关键因素,哈萨克治理体系的成功,还取决于它的法治的长足进步。法治涉及到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社会的公平性,这些都是构建市场经济的关键要件。从全球案例来看,对于后发非西方国家来讲,法治也是委实比民主更重要:一个法治国家,即使是民主低水平(新加坡),也可以实现经济繁荣,但是一个有民主制度框架的国家,法治做的很差,经济也很难发达起来(拉美、非洲普遍如此)。


2019年哈萨克斯坦法治指数全球排名第62,在前苏联国家中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高于乌克兰(第72名)、俄罗斯(第94名)(数据来自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20),并且它的排名还不断在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是,哈萨克斯坦经济自由指数排名长期在50名上下,在前苏联国家中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这说明法治与市场经济的正相关性。


第二个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一直是苏联的另类,不仅仅因为它们加入苏联时间最晚(1940年),更重要是它们的语言和宗教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截然不同。爱沙尼亚是新教国家,拉脱维亚是新教、天主教国家,立陶宛是天主教国家。爱沙尼亚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都属于波罗的语族。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宗教和文化更起基础作用。不可否认,新教国家的发展水平要高于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平均发展水平高于东正教。信仰新教的爱沙尼亚一直是苏联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也是各加盟共和国中人均GDP最高的。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来看,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这些天主教国家转型也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东正教国家做得好。


得益于新教或天主教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波罗的海三国在独立后,普遍拥抱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踏踏实实进行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在政治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选举政治,总统基本是五年换一次,其民主发达程度已经接近西欧水平,波罗的海三国无疑是前苏联国家中,政治最清明、人民享受的权利最多、社会最和谐公正的地方。


从转型的经济成就来看,波罗的海三国也是最突出的,从1993年到2019年,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人均GDP增长了8倍以上,分别从2681美元到23659美元,从1801美元至19455美元,从1761美元至17836美元,三国都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三国人均收入仅提高了2-4倍。苏联解体前夕,俄白乌三个斯拉夫轴心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人均收入差距不太大,平均约为波罗的海三国的80%,而现在即使是最发达的俄罗斯人均收入也只有波罗的海国家的一半左右,而白俄罗斯仅为三分之一左右,乌克兰仅为五分之一左右。总之,波罗的海三国的转型是代价最小,效果最明显的。


明年就是苏联解体30周年,我们不仅要好好研究苏联为什么解体,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的探讨也非常重要。最近白俄罗斯的风波和俄罗斯内部对普京不满的情绪加剧都说明,前苏联国家多数并没有实现社会秩序的有效重建,并没有创造一个具有包容性、创新性和活力的新体制,他们未来很有可能面临社会转型的“二次革命”,现代化依旧是任重道远。如果说,前苏联转型国家的案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这是保障社会进步的底线,也是基石。


应该说,多数前苏联国家都呈现出政治强人长期执政的特点,即使有权力更迭,也都是上一任指定,而非通过一个竞争性的选举机制来实现,这与苏联时期的权力制度并没有太大改变,甚至更糟糕。因为苏联时代还有一个竞争性和开放性较强的官僚机制,比较能够选贤任能,而新独立的一个个“小朝廷”往往是裙带关系、政商勾结严重,整个官僚系统素质不如苏联时期。


本文原载于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