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冬眠不觉晓”(ID:chunqiushijiao),本文选自张鸣著《历史的坏脾气》一书。

  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中国社会都离不开商人,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是要办大事的,但办大事所需的资金,但靠农业收入,肯定是不够的。技术的需求,也必须工商业才能供给,否则,不仅军械不堪敷用,就算朝廷的享受,也没人来满足。但是,真正的官办工商业,又肯定是少慢差费,活不下去,即便是垄断性的商业,比如盐业和外贸,也得商人替他们办。所以,尽管历代面上的政策,差不多都是抑商,但都得让商存在。即便是军人政权,也不能例外。

  但是,工商业和商人,又长期不能得到正当的地位。古之四民,士农工商,士为首的意思,就是商人就别想染指政治。若要做官,就得转型,由商人转型士人,从科考出身,才能做到,做到了,也就不是商人了。一旦有点特别的需求,政府首先要剥夺搜刮的,就是商人,而士大夫们抨击的,也是商人。

  在社会道德上,商人永远抬不起头。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从一开始,人家就有自治的城市,拥有城市的管理权,即便需要给封建主缴纳租金或者赎金,其自治地位,还是比较稳定的。封建主有大笔的款项需求,得跟商人借,而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无偿地索取。

  没有政治地位,财产就没有保障,即使把自己变成士人,甚至官僚,也只是好了一点。因为,商人的财产权没有保障,别人也是休想。所谓的大宪章,从根子上讲,是一个走向工商社会的国家才能有的。

  所以,自古以来,但凡有点规模的商人,即便不是专靠官府的官商,也得跟官府,尤其是跟具体能管到他们的官员,搞好关系。现在留下来的明清时代的商业会所,没有一个是商人在城市的自治机构,都是用来优待士子,跟官员勾兑的场所。

  这种状况,进入民国之后,稍微好了一点,但并没有根本好转。在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就通过巧取豪夺,控制了金融业,之所以能攫取中国和交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渗入金融业的青帮势力的配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在强势政权之下,商人的软弱。

  在抗战中,迁到大后方的企业,其实并不多,因为条件不允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企业进行甄别,凡是跟敌伪政权有点关系的,都划为敌产,以予接收。结果,沦陷区就没剩下什么企业了。这当然说明国民党政权的霸道,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企业要想活下去,不跟政-府搞关系,事实上不可能。

  这样一种尴尬的现实,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恶劣的政-治现实,逼得商人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种现象一旦成为一种上千年的传统,就会变成商人的习惯,跟恶劣的政-治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非常困难。

  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不打破这样一种政商关系,市场经济在中国没有出路,没法健康发展。但是,具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政-府不乐意收回自己那支看得见的手,而商人也有人乐意钻空子,搞名堂。中国的商人,即使到了制-度比较好的国度,也会有人把在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还不见得都会碰壁。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打破恶性循环,却让人不知从哪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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