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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三月，桓温突然患病，遂返回姑孰，在京城前后只呆了14天。从此后，桓温因身体年老而经常出现不适，渐次大病缠身，日益严重。桓温觉得，这辈子皇帝是做不到了，于是就请求朝廷给他加“九锡”，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待遇。桓温病情虽日渐加重，但仍逼朝廷加其“九锡”之礼，并且是“累相催促”，一次次派人来催促朝廷加紧办，他想在生命结束前，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所谓“九锡”，就是帝王赐给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的礼遇和荣誉奖赏，但也是皇权“禅让”的先奏。按前代惯例，加了九锡后，便要举行禅让仪式。可见桓温在生命垂危关头，还是在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啊！谢安、王坦之见桓温已经病成这样，眼看大势已去，还要提这种奢求，未免太不量力，两人一合计，决定对此事采取故意拖延的办法，与桓温耗时间。谢安让他的参军袁宏草拟让桓温加“九锡”的奏文，这等大事，皇帝不批准是不算数的。袁宏草拟好了奏文后，先让尚书令王彪之审阅。王彪之心中赞叹袁宏的奏文写得文辞优美，但嘴上却反过来说：“你是个文笔非常好的人才，是朝廷第一支笔，今天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让别人看呢。”言下之意，有失水准，需要慢慢修改。谢安在看了经过王彪之审阅的袁宏文章后，又让袁宏拿回去再慢慢修改，然后自己再反复修改。袁宏开始不理解，就与王彪之暗中商量并诉苦，感到自己已经尽力了，怎么上司领导还说自己起草的文稿有失水准。直到此时，王彪之也就照实告诉他说：“听说桓温的病情日益严重，应该不会再坚持多久了，可以再晚一点回复。” 袁宏听了，不禁会心一笑。就这样，一篇本来不复杂的奏文，“历旬不就”，写了十几天还没有定稿。同年七月，桓温在姑孰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至此，朝廷“九锡”之文仍未完成，桓温的“锡命遂寢”，“九锡”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桓温是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间。在对待桓温事情的处理上，再次体现了谢安的智慧胆识与潇洒不拘、风流倜傥的做派，这在中国古今官场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谢安后来又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太元二年（377年）七月，朝廷加谢安为司徒，位居宰辅。王坦之后来出任徐州刺史后，朝廷一应事务由谢安“总关”。当时，强敌寇境，四邻不安，谢安力促和靖，尽量少动或不动干戈，确保国家和平发展。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对待同僚，能够抓大放小，不在细节小节上苛求大臣们，“弘以大纲”，只要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可。正是采取这种大度的为政策略，使谢安的威望日益提高，人们把他比之王导，但谢安又要比王导更加“文雅”，略胜一筹，充分体现了谢安“风流宰相”的特点。在古代，“风流”是一个褒义词，在近现代也同样如此，与其相匹配连袂的另一个词是“潇洒”。在古今官场上，能够做到“风流潇洒”的，又有几人。

谢安曾经与王羲之一道登临今天南京城内的冶城。二人情趣相投，“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他们一道畅谈人生，更关注国家命运，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二人在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上还是有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施政方法不完全一致。

王羲之对谢安说：“尧舜时代，大禹为了辅佐君王，手足胼胝。周文王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推翻商王朝，也是宵衣旰食，日不暇给。现在四周边境隐患多，应当自强务实”。王羲之对“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社会现象表示担忧。

但谢安却认为，“秦国任用商鞅变法，但建立秦王朝后，二世就亡了，这难道是清言带来的后患吗？”由此说明，谢安更多的是倾向于那种“无为”但实际上是“无不为”的治国方略。

谢安后来又领扬州刺史，皇帝下诏，让他享受“甲仗百人入殿”的待遇。小皇帝已经开始问事了，任命谢安中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后事又加封司徒，位列“三公”。谢安虽居要职，但不搞特殊化待遇，相反，对自己要求更高。当时，谢安领导的后军文武官员们“尽配大府”，住上了高级府第，谢安却辞让不受。朝廷又加任谢安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及幽州燕国的诸军事，并且“假节”，可以代表朝廷和皇上在地方上发号司令。

东晋王朝在谢安的辅佐下，国势昌盛，国力不断强大，但收复中原的实力仍然不够。相反，一个要灭掉东晋政权的国家正在北方崛起，它就是也号称“秦”的政权，为了区别历史上出现的无数个“秦”，人们称这时候的“秦”叫“前秦”。

前秦与东晋，一场大战即将到来，谢安又当如何应对？

束有春2026年10月1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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