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张璁、李萼等人,“举朝士大夫咸切齿”,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对嘉靖皇帝“廷杖”众臣,当时也曾有人站出来反对。但正处于火头上的嘉靖皇帝,一方面重用张璁等人,一方面对那些非议者也同样给予惩罚,继续打压。
在朝廷发生伏阙抗争“大礼”、大臣皆得罪时,御史郭楠正在云南巡抚,听说后,驰疏嘉靖皇帝,指出:“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阙呼号,或榜掠殒身,或间关谪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获罪若此。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人心,全君臣之义。”嘉靖皇帝在接到郭楠的上疏后,“大怒”。等郭楠回到北京后,“复廷杖之,削其籍”,把郭楠也痛打一顿,并罢了他的官。吏部右侍郎胡世宁在家服丧,闻说廷臣伏阙抗争“大礼”,有被杖死者,就又驰疏嘉靖皇帝,认为“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体羸弱者辄斃”,这种事情传之天下,书之史册,人们会说皇帝在金銮殿用鞭杖扑打刑辱士夫,这不是光大圣德的做法。但此时的嘉靖皇帝是“唐老鸭,脾气大”,肝火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经过三、四年的立案、审案、结案,到嘉靖七年夏四月,嘉靖皇帝才完成“定议礼诸臣罪,追削杨廷和等籍”的事件后续处理。大学士杨廷和虽然致仕退休了,也被拉回来清算,剥夺了他的官职,取消了他的一切政治经济待遇。嘉靖四年夏五月,嘉靖皇帝在扫除了绊脚石后,在京城另作世庙来祭祀父皇;秋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尊章圣皇太后为“章圣慈仁皇太后”,诏告天下。到了嘉靖十五年冬十月,又“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到了嘉靖十七年九月,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庙,跻武宗上。”朱棣原称“明太宗”,后来被嘉靖皇帝改为“明成祖”。至此,嘉靖皇帝彻底完成了他由原来的皇室“小宗”而成为“大宗”的华丽蝶变。读者也许纳闷,那些伏阙固争的廷臣们即便遭受“廷杖”,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受重伤直至被打死呢?这与明武宗时期的大宦官刘瑾当年所作所为有关。当时一些受过廷杖的正直大臣不惧生命危险,抱病对嘉靖皇帝给士大夫用刑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四《林俊列传》记载,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林俊曾数争“大礼”,与杨廷和的意见一致。嘉靖四年秋,林俊被廷杖后在家养伤,抱病向嘉靖皇帝上疏言事,指出:“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时,臣见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氊叠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刘)瑾窃权,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见成化、弘治时,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诏狱,始命打问,他犯但言送问而已。今一概打问,亦非故事。自去岁旧臣斥逐殆尽,朝署为空。乞圣明留念,既去者礼致,未去者尉留。硕德重望如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铎辈,宜列置左右。”林俊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老臣,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如果廷杖大臣时,允许用棉衣皮毯等裹住、垫住身体,不是要把有问题的大臣皮肤打烂或致死。可是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窃权时规定,把受罚大臣的衣服要全脱掉,所以遭廷杖的大臣被当场打死或受重伤的情况多了起来。再者,以前大臣犯错,都被抓进“诏狱”,即皇帝直接掌管、专门用来关押九卿、郡守一级有罪官员的地方,而此番却把伏阙固争的大臣全部关进锦衣卫大牢,上刑的力度大大增加,所以死伤人数那么多,致使“朝署为空”,朝廷机关一下子没有人来上班了,大明王朝的中央政府机关几乎面临无人上班、政事“停摆”状态。由于受“礼臣”们死搬教条的束缚,年轻的嘉靖皇帝从一开始踏进京城大门起,就受到名分上的不公正对待,心中长期遭受压抑。在这场“大礼”之争的最后阶段,又出现那么多廷臣伏阙固争,集中闹事,虽经再三劝喻,那些闹事的大臣仍然不收手,还又哭又闹,着实是有失体统。嘉靖皇帝采取铁腕手法,使出皇帝龙威,动用国家机器力量,以维护朝纲稳定、江山社稷永固,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如此众多的大臣施行廷杖,并且是扒光衣服朝死里打,也似乎太“生猛”了点,是在草菅人命,有伤大国的风雅,更有失皇帝作为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宽宏大度胸怀。(本篇连载完)束有春2026年7月12日于金陵四合斋声明:本文为“城市号”自媒体平台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城市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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