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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帝献计解困者皆得加官晋爵，嘉靖皇帝理直气壮地去掉了原先在父母尊号上的“本生”二字。再说那些在京的礼臣们知道方献夫要上疏为嘉靖皇帝说话，把方献夫视为奸邪，不与他来往，“献夫乃杜门乞假”，吓得不敢公开露面。方献夫有奏折而不敢上奏皇上一事，被已经来到北京的桂萼知道了；同时，桂萼也知道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他也是进士出身，他的支持皇帝的奏折是托桂萼带到了北京。桂萼到了北京后，就与方献夫取得联系，将他的奏折与席书的奏折和自己的奏折一道呈给了嘉靖皇帝。“帝大喜，立下廷议”。方献夫等人的出现说明，当时在京的廷臣们的意见也并不是一边倒。嘉靖皇帝已经把张璁、桂萼召到北京，并已任命他们为翰林学士了。现在又把方献夫由吏部员外郎一职调升为侍讲学士，靠皇帝自己身边更近一点。再说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他向嘉靖皇帝上疏“献议”，对于皇帝的父亲，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别立祭庙于皇宫大内，岁时祭祀太庙后，再对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举行祭祀，“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将太庙与父皇兴献帝庙分设分祭，不失为两全之计。按照明朝《祖训》，“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嗣位者实质是为了“继统”，而不是为了“继嗣”。席书进一步帮助嘉靖皇帝理顺人物关系：“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对于父亲兴献皇帝，嘉靖皇帝可以采取“奉神主”而别立“祢室”的办法，这样可以做到“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嘉靖皇帝看了席书的上疏后，也是“大喜，趣召入对”。席书后来被授礼部尚书，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在向嘉靖皇帝的上疏中，干脆直接替嘉靖皇帝拟好了诏文：“朕以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遵太祖兄终弟及之文，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入承大统，非与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详稽，遽诏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别加‘本生’之称，朕深用悔艾。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万世通礼。尔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朕共明大伦于天下。”黄宗明希望嘉靖皇帝在诏书中，说明以前用“本生”二字是不准确、不妥当的。黄宗明还为嘉靖皇帝鼓劲，让皇帝树立信心，他认为，如果皇帝将他拟定的诏书发布全国，“在朝百工”一定是“感泣而奉诏”，“天下百姓”也一定是“感泣而奉诏”，朝野上下会一致为皇帝点赞。嘉靖皇帝在看了黄宗明的上疏后，又是“大悦，卒如其言”。不久，黄宗明出任吉安知府，迁福建盐运使。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于嘉靖三年二月上疏指出：“武宗承孝宗之统十有六年，今复以陛下为孝宗之子，继孝宗之统，则武宗不应有庙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绝孝宗也。由是，使兴献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绝兴献帝也。不几于三纲沦、九法斁哉！”黄绾将“礼臣”们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危害性讲得更加透彻，礼臣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会造成“三纲”沦丧，还会造成“九法”解除。嘉靖皇帝在接到黄绾的上疏后，又“大喜，下之所司”，让有关部门继续讨论研究。黄绾后来升迁为南京刑部员外郎、擢光禄少卿。“大礼”争议风波再度掀起，此时，有一个人坐不住、呆不下去了，他就是杨廷和。

杨廷和也意识到，张、桂等人说得有道理，所以，于当年二月就“致仕”，要求退休回家，嘉靖皇帝当然允准。

嘉靖三年四月，嘉靖皇帝下诏，将自己的母亲“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追尊自己的父亲“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朝廷反对声不断，其中编修邹守益坚决反对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帝“称考立庙”，修撰吕柟又言“大礼未正”，结果都被关进锦衣卫大狱。于此同时，嘉靖皇帝派人去安陆“迎献皇帝神主”即牌位到北京，在“祢庙”中供奉。到了秋七月乙亥，嘉靖皇帝正式“更定”父母亲尊号，理直气壮地彻底去掉了原告尊号中的“本生”二字。至此，经过第二回合下半场的理论再探讨、再深入、再定性，年轻的嘉靖皇帝在张、桂、方、席、黄等大臣的鼎力襄助下，思路更加明晰，论据更加充分有力，终于在自己身份的回归及父母亲名号定性方面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明显效果，取得了第二回合的完全胜利。但是，那些廷臣们、尤其是礼臣们会就此善罢甘休、不与皇帝较劲了吗？束有春 2026年7月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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