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庄村位于绩溪县西部,村庄地处10座千米以上的群环抱中,是在群山之间的一片开阔盆地。村前有一条叫“大源河”的河流经过,从而形成群山环抱、一水环带之势。也许正是这山这水的原因,上庄村原名“上川”。
5月9日上午,我们来到了胡适的家乡,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身边的大源河河床上的一段拦水石坝。石坝由三组呈“mn”弓形状石堤组成,从力学上讲,是有利于缓解降低上游水势的冲力。
通过一座桥,我们走进村庄,一块“李唐望族聚居地明经名门耕读村”巨型石碑十分吸引人,说明这个村庄的历史来历不一般。在绩溪,有“假胡”“真胡”之分,“假胡”就是指的“明经胡”。“明经胡”的始祖是李唐昭宗皇帝和何皇后之子的后裔,所以,上庄村的胡姓虽然是“假胡”,但因其源自“明经胡”,却是李唐王朝的嫡系后裔。
“假胡”上庄村,在现当代,出了三位不一般的真人物,第一位不是胡适,而是清代徽墨四大家之一的胡开文,还有一位就是晚清“红顶商人”、著名徽商胡雪岩。胡雪岩的事迹在上庄村没有专门陈列,胡天文、胡适倒是利用了原有住宅而建成陈列馆。胡开文因为他的“地球墨”曾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而成为“徽墨”的领军人物,使安徽继“宣纸”后,又打出了“徽墨”品牌。“文房四宝”,安徽占了三宝:宣纸、徽墨、歙砚(安徽歙县),仅此亦可见出,安徽历史文化资源是多么富有特色。
导游带领我们参观的,首先是“胡开文纪念馆”。“胡开文”本名“胡天注”,“开文”只是他创造的徽墨品牌,他是“开文墨业”创始人。纪念馆是利用胡天注的故居来改造建成的,难怪在“胡开文故居”的门匾上,又有“天注公”三字。这块匾额是由绩溪县人民政府赠送,表示了官方的高度认可。在厅屋正中上方,重叠悬挂着“思齐堂”“天开文运”两块匾额,下方是胡开文画像。画像两侧有两副对联,最外一幅是:“恒德宅辉锦集千秋业文房宝聚品扬四海名”,内侧的对联是:“徽墨美名共胡门开运文房瑰宝与天注流芳”。对胡开文的业绩作了精炼概括。
参观胡开文纪念馆,总的感觉就是题匾楹联多,赞美之辞多,就连馆名题写,也是有书法家沈鹏题、科学家杨震林,区别在于,沈鹏的题写匾额是悬挂在入口醒目处,杨震宁题写的“胡开文纪念馆”匾额被悬挂在门额背面。从制墨的科学性来看,我总觉得,老杨的题写要比老沈的有意义得多,因为,制墨是要有科技含量的。在将我们对胡氏人物崇敬的胃口充分调动起来后,导游才带我们去领略上庄村的另一位人物胡适的住宅。经过村中小巷的七拐八弯,我们来到了胡适住宅。这里其实并不是胡适的出生地,而是他的童年成长地。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893年,随母亲冯顺弟前往台湾,来到其父亲胡传的任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又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其父胡传在胡适4岁时病逝于厦门。胡适随母亲只好返回祖籍绩溪县上庄村,这一年,胡适5岁了。
清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居无定所,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从胡适的家庭也可以看出这种端倪。胡适在家乡接受私塾先生教育,应该是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14岁时,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但此时的他,在母亲的操持下,与村姑江冬秀订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胡适考取第二批因庚子赔款而产生的“中国公学”,由官方资助,赴美国留学。从此与西方文化结缘,渐致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杰出人物。
关于胡适的生平和对胡适的研究,可调汗牛充栋,对胡适的评价也不是我一两句所能讲透的,他是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但也是政客、学霸。作为常人,我们可能只要记住胡适这三件事就行了:一,胡适是个大孝子。胡适在4岁时就丧父,算是个命苦的孩子,是母亲把他一手拉扯养大。他的孝主要体现在听母亲的话、不惹母亲生气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听从母亲的包办婚姻,第二次回上庄村时,娶了文化水平有限、但母亲喜欢、为人质朴的江冬秀为妻,并且是终生为妻、白头偕老。这与他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极大的关系:“百善孝为先”“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应该是深深地刻在了胡适的骨子里了,有人认为这与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相矛盾,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片面理解,又是对胡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一面的不够理解。
二,胡适倡导讲白话、写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进者。胡适于1917年1月就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署文《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从而开启中国现代文学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并且亲自带头创作。他的那首《希望》就是一首著名的白话诗,读起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唱起来又缠绵婉转、动人心弦。在胡适故居,有一个视频在反复地播放着这首诗。参观时,我们发现,故居管理人员正在给许多兰花草换盆,兰花草出现在胡适故居,应该是包含了这种纪念意义,因为:“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希望》后来被谱写成曲而被广泛传唱,我们的脑海里,看到这首诗,音乐的旋律就自然地跳跃了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作文,就不一定需要再去“之”“乎”“者”“也”了。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大众,文学为大众服务,这是从《诗经》时代就开启的文风,胡适将这种文学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进入近现代以后,又重新唤醒,还是在于他的骨子里,充满着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第三,胡适是个文化人,但也是官场中人,是个政客。说胡适是文化人,自不待赘言。称他是官场中人,也是一位政客,是因为他也具备领导和组织才能,当时代或命运需要他的时候,他也能拿得出、打得响。他曾当过中国公学校长,当过北京大学校长;他曾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因结识蒋介石而开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奉命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他亦曾与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同道畅游北京西山卧佛寺,但又因“问题与主义”之争辩而李大钊、陈独秀分道扬镳。1962年,胡适的生命在台湾结束,享年72周岁。文人为官与武将为官,“出将入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今人所知的历史上那些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诗人、大科学家,生前都有一官半职,他们都是所在时代的精英。胡适的双重身份,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写造。
上庄村的这两位“假胡”真名人,一个是制墨大师,一个是思想者。一个主要从事“器”,一个专门从事“道”。道与器,或曰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思想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都与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上庄村的这两位人物,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智慧与成就,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精神食粮与理性思考。写到这里,我还是想以胡适的名言来作为本文的收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学问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录此,与读者君共勉。








束有春2026年5月16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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