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西藏人民需要

  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口述历史

  与影像记录采集活动开启


 2017年8月19日,时任江苏省省长吴政隆率江苏代表团到西藏考察。图为吴政隆走访当地藏族农户。 来源:《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建设志》

  据《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建设志》记载:1994年,根据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江苏对口支援拉萨工作机制全面启动。从1995年到2019年这二十五年间,江苏先后选派9批共835名干部人才到拉萨任职,在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西藏大力支持。特别是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江苏加大对口支援拉萨工作力度,持续增强拉萨发展内生动力,援藏工作得到中央、西藏、拉萨和受援地群众高度评价。

  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和边疆长治久安实施的重大战略。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历届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援藏工作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真情援助、科学援助、持续援助,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工作,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丰富援助内涵,提高援助成效,确保援藏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为进一步发扬汉藏人民友谊,记录江苏、西藏两地携手并肩奔赴小康的历史进程,忠实地记录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热血融雪域、青春献高原的壮美情怀,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江苏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决定联合主办“只要西藏人民需要”口述历史采集活动,通过口述实录与影像记录的方式,见证江苏开展援藏工作初期阶段两地经济、文化交往,记录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艰苦朴素、顽强奋斗的援藏精神。

  江苏援藏工作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950年10月19日,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昌都升起,标志着昌都获得解放。1952年,江苏48名医务人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开展医务工作。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和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明确发出号召,并要求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认真做好支援西藏工作。

  如果以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时间点,大体上可分:1952年至1994年为江苏开展援藏工作的初期阶段;1994年到2010年,是江苏建立对口援藏机制、推动援藏工作深入开展阶段;2010年以来,是江苏加大支援力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援藏工作格局的阶段,到2022年,江苏援藏工作已走过辉煌的七十年。

  “只要西藏人民需要”口述历史采集活动第一阶段,以1994年江苏建立全面对口支援拉萨工作机制为下限,由此上溯到1950年代初,侧重于记录江苏早期援藏者们多年藏区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汉藏友谊的感人故事。采集活动第二阶段,将以1994年为上限,直至现在,侧重于记录江苏成批成建制援藏工作者们支援西藏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成就。两个阶段,将从个人体验与共同分享两个角度,构成江苏援藏工作者无私援藏、忠诚守边的群像。

1995年6月,江苏省首批援藏干部人才赴藏前合影

  在党政干部进藏的行列中——

  1956年,江苏首批35人团队,由扬州地委组织部部长沙克带领,奔赴西藏开展支援工作,许多干部在西藏工作长达20多年。1959年,选派南通地委副书记曹旭进藏,先后担任那曲地区分工委、地委副书记、第一书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后,江苏选派200多名党政干部到西藏工作。其中,无锡干部任国庆任山南地区广电局局长等职,扎根西藏21年,为边疆广电事业和民族团结奉献一生,被江苏省委、西藏自治区党委、 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援藏干部”等称号。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援藏干部任国庆(右一)和技术人员一起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测试电视图像接收效果。来源:《江苏省对口支援西藏建设志》

  在专业人才援藏的行列中——

  1952年,江苏48名医务人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开展医务工作。1960年,为加快建设新西藏,各地除选派领导干部援藏外,同时选派政治素质硬、业务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援藏。是年,江苏共选派72人进藏。1963年,江苏省委组织部选调泰州市中医院医生到西藏昌都地区工作。1964年,江苏一批地质院校毕业生奔赴西藏林芝地区工作。1972 年,扬州地区选派20名机要学员赴藏工作。1973年,由江苏等8省(市)445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央援藏医疗队到西藏工作。1974年,江苏省第一批45名援藏教师赴藏支教。1977年,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毕业生10余人被分配至西藏工作。1978年,江苏农学院(今扬州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共75人进藏工作。至1984年,江苏先后抽调5批教师轮换支教西藏。1985年,开办常州西藏民族中学,组建西藏民族班,30多年累计为西藏培养初中毕业生近万人。1993年,受国家教委和农业部委托,江苏在泰州畜牧兽医学校设置4个专业西藏班,为加快西藏畜牧业发展培养专业人员。

  在爬山涉水、走进雪域的队伍中,江苏退伍军人楷模的旗帜迎风飘扬。1975年,南通籍复员军人倪惠康、李德祥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南通人民捐赠的手扶拖拉机、麦种和科技书籍,到山南地区隆子县列麦公社安家落户。他们与藏族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传授农机使用方法和修配技术,承担全乡文艺宣传、电站管理、民兵训练等工作。他们“不恋鱼米乡、青春献高原”的模范事迹轰动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以他们的事迹为原型拍摄彩色纪录片《祖国处处是家乡》,于1976年在全国公映。在他们英雄事迹的感召下,短短3年,全国共有3000多名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等热血青年奔赴西藏投身边疆建设。

  几代援藏人千方百计、持续不懈援建西藏急需项目。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由北京、江苏等9省(市)和水电部等部门,分两批帮助建设43项西藏迫切需要的项目。江苏援建拉萨客运站、拉萨少年活动中心、自治区医院门诊楼、拉萨饭店、拉萨机场宾馆5项工程,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其中,拉萨饭店获中国建筑工程 “鲁班奖”,成为江苏省第一项获此殊荣的援藏建筑工程,承担施工任务的南通市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被西藏人民誉为“高原铁军”。

  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发扬“老西藏”精神,吃苦耐劳,知难而进,这是江苏援藏工作者特别是早期援藏工作者真实的写照。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拥有这段社会历史亲身经历和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为弥补这一时期的历史空白,补充完善江苏援藏记忆,对他们进行口述历史采集,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抢救性史料挖掘,更好地记录历史、留存历史。2021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先期对江苏六位早期援藏工作者进行口述历史采集与影像记录。他们是: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武继烈,

  1970年 -2007年在藏区工作37年;

  江苏省政协原副巡视员王孝友,

  1961年 -1987年在藏区工作26年;

  江苏省旅游局原副局长孙健,

  1956年-1981年在藏区工作25年;

  江苏省工啇联原巡视员栾志耘,

  1967年-1989年在藏区工作22年;

  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原部长张林,

  他与夫人冯翠萍,1956年-1990年在藏区工作34年。

  他们在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华奔赴遥远边疆,到两鬓斑白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大都是夫妻共同援藏,而把嗷嗷待哺的子女留在家乡老人身旁。

  在他们的讲述下,西藏“天是蓝蓝的天,云是白白的云”;

  在他们的讲述下,拉萨从昔日的荒凉、杂乱变成今天的高原明珠;

  在他们的讲述下,拉萨诞生了无数个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第一;

  在他们的讲述下,西藏更加繁荣、民族更加团结、人民更加幸福。

  在高寒的雪原,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建设的工地,他们是风餐露宿的铁军;在牧民的毡房,他们是送来温暖的朋友。

  “只要西藏人民需要”口述历史采集与影像记录活动,将从2021年12月起,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遍访江苏早期援藏工作者,致敬江苏援藏工作七十年。

  2022年6月8日

  武继烈口述历史

  援藏三十七年

  在雪域高原抒写忠诚


武继烈: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1970年援藏,2007年返江苏工作

  听从召唤,从江苏到新疆

  二十四岁来到阿里

 我是1970年进藏的,那时候年轻,才24岁,是新疆第一批派到阿里去工作的干部,当时我在新疆畜牧厅工作。我们单位派到西藏工作的干部有10个。

  我老家是江苏句容,怎么会到新疆工作?

  1960年9月份到1964年2月份,我在江苏省农业技术学校读中专,读了三年半。为什么是三年半?因为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中专生不分配,为了提高我们毕业后到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学校专门多开了半年的课。我原来是学畜牧,又专门学兽医,因为你不学兽医的话,没办法找工作,所以毕业之后就分到句容县东昌区兽医站当会计兼兽医。

  在兽医站干了不到一年,正好新疆畜牧厅需要从我们农校毕业的学生中选派一批技术干部,接到学校通知后,我们就回学校集中组队于1964年10月份坐火车去新疆畜牧厅报到。为什么去新疆?说实话,当时在兽医站工作不属于国家分配,但去新疆畜牧厅工作,按政策就是国家干部了。

  1969年12月18日,毛主席签发《关于加强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根据《指示》文件精神,阿里地区行政区划仍属西藏,但其党、政、军由新疆负责管理。为贯彻执行《指示》精神,新疆从1970年至1980年间多次选派干部赴阿里地区工作。

  1970年的10月份,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乘坐汽车到叶城。叶城是阿里地区的一个中转站,阿里驻新疆办事处就设在叶城。我们到那之后就边休息边整训,准备上山。那个时候,上山的路非常险峻,而且路况比较差,路也比较曲折,一般的驾驶员不敢开。再加上高原反应,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

  从叶城出发,我们到的第一站叫库地站,要翻过一个大坂,叫库地大坂,所谓大坂就是山顶的一个垭口,海拔比较高。第一个大坂大概有4000米,我们从海拔1000米多一点,一下到4000米,身体就要适应高海拔。离开了库地,我们大概花了7天的时间才到了狮泉河。先后通过麻扎大坂,黑卡大坂,翻越昆仑山,叶城至阿里狮泉河公路1067公里,沿途几乎没有人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每一个人都有高原反应,直到我们到达阿里的日土县,才感到轻松一点。

  我们到阿里的时候,地区正在开“三干会”,就是从地区到各县区的干部大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布置下一步的工作,起初,组织上把我分到革吉县,革吉县离阿里地区机关所在地大概110公里,它和尼泊尔交界,海拔比较高。同去革吉县的还有一位叫周培真的同志,山东人。到达革吉县后,县政工组长又代表组织与我们俩谈话,明确我们下到区里工作。所以,我被分配到革吉县的亚热区。

在阿里革吉县 ,武继烈(中间)与同事合影

  亚热区政府所在地海拔高度是4997米,全区实际海拔平均在5000米以上,整个区4个乡16个生产队,当时人口不到2000人,占地面积有1.1万平方公里。记得政工组长当时找我们谈话的时候,给我们拿了四颗奶桃。这个奶桃是从印度进口的,我们这边可能见不到,它的表面是咖啡色,里面是白的,有点像椰子,吃在嘴里是奶的味道。他对我说,因为你到亚热区去工作,比较艰苦,所以大的两个就给你了。小的两个给了周培真。

  到了亚热区,我感受最深的是,当时住宿条件非常差。那个时候,西藏的社会治安环境不是非常好,县城建设就像一个城堡一样,四周用围墙围起来,每个角上都修有1个碉堡,区里也是这样。由于叛匪经常回窜,所以革吉县的武警中队没有在县城,而是驻扎在亚热区,跟区政府机关在一起。就两个小院子,一边是县中队,一边就是我们区政府。我当时主要是做文书工作。我去了之后没地方住,当时我们区革委会主任就把他的房子和床都给了我,他自己搬到一位藏族同志家里住,这让我很感动。

  高寒缺氧,援藏首要是过生活关

  革吉县像个小村庄


到西藏工作,第一个是要过生活关。那个时候,亚热区一年四季吃不到蔬菜,因为缺氧没有蔬菜,吃的都是干菜。时间长了,手上的指甲都变形了,中间是凹进去的,两边都翻出来,完全是缺氧的影响。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学会吃牛羊肉,甚至还要吃生羊肉、生牛肉。西藏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牛羊肉冻了之后,用刀去割成肉片,蘸上辣椒吃,口感还蛮好的。

  亚热区这个地方,当时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当地有一个叛匪头子,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跑出去的,当时在尼泊尔、印度这条边界线上面活动,经常过来骚扰,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群众人身安全,防止叛匪回窜。那时候区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或者搞一些军事演习。晚上经常突然响起吹号集合,大家全都要赶紧起来,并还要全副武装。

  每年县区都要组织武工队下乡护牧,保护边境地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干部下乡都是住帐篷,晚上零下20多度,非常冷,要站岗放哨。为了保暖,我们想到一个办法:站第一班岗的,下岗后就钻到接岗同志的被窝里睡觉,因为被窝里还有余温。一个小时一班岗,大家就这样轮流上下岗,钻同一个被窝。被窝也始终是热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按规定,晚上不能在帐篷里生火,因为一生火就容易成为叛匪袭击的目标。

  在亚热区工作两年,我身体一直不适应,血压太高,低压都在100,高压到150 、160,吃什么药都不行。1972年底,我从亚热区调回到革吉县,虽是到县里工作,但每年基本还要下乡。记得有一年元旦,我是在亚热区的一个乡工作时过的,跟一位藏族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一起去的。记得那一次还去打了一头野羊,回来煮了一锅肉。晚上,我们两个人在帐篷里吃着羊肉,喝点白酒,聊聊天。那天情景我印象一直很深。

在阿里工作期间,适逢中印边贸谈判,武继烈奉命前往印度的贡吉。图为武继烈(右)与阿里地区公安处处长在赴印度贡吉途中合影

  回到县里工作,我先在县机关食堂当司务长,干了一年多一点又把我调到计财部门。我没有学过财务,地区财政局搞了一个财务培训班,我去培训两个月回来之后就开始搞财务。

  以前的区里没有会计,只有一个出纳,所有的差旅费都是凭条子到县里来报销,都是白条子,没有发票。我们1970年到西藏去的时候,一天的差旅费多少钱?1毛5分钱,一个月就是4块5毛钱。

  那个时候,革吉县整个县机关100人左右,刚开始时是革委会,分人保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政工组四个组。整个县城,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医院,所谓的医院,就两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医生里面有一个还是我们援藏去的医生,新疆医学院毕业的。医院很小,就两间房子,就是所谓的县医院了。还有一个贸易公司,售货员加上经理,一共五六个人。比较大的还有一个粮食部门,因为要运粮食,粮食的装卸都是干部自己在搞。再加上银行,就是县支行,就两三个人,一个行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

  一个县就三台车,一台小车,二台解放牌卡车。县武装部在一个小院子里面,在岗的就10个人左右,有部长、政委,下面有参谋干事,还有翻译,大体上就这么一个结构,人很少。

  当时的阿里地区没有工业,纯牧业。我去的时候,全地区人口46000人,粮食产量1000万斤左右,主要出自于普兰县和札达县这两个县,其他地方粮食不能自给。大米、面粉都是从新疆运过去的。

  革吉县还有一个盐湖,老百姓挖了盐巴,到日喀则换粮食,叫盐粮交换。还有一种叫毛粮交换,就是拿羊毛到普兰县和札达县,搞毛粮交换,这是当地老百姓一个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还有一个,老百姓也可以把羊毛卖给县里的贸易公司,获得一点收益。实际上来讲,当时当地生活水平非常低,还处于游牧社会的状态。

  亏欠家庭,报效祖国边疆无悔

  唯有富强才能安宁



口述历史采集现场

  那时候,援藏人员的休假制度是一年半休假一次,休假时间是“3456”,就是一般干部3个月,县级干部4个月,地厅级干部5个月,省级干部是6个月。考虑到缺乏交通工具,需要自己找便车来回,所以,每一个人还要加上花在路途上的时间两个月。

  当年我父亲在句容县机电公司工作,母亲在农村当农民。由于通讯十分不便,与家里联系,除电报外,一封信一个月才能收到,遇到大雪封山,甚至几个月都无法收到。每次休假,从阿里回到乌鲁木齐之后,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回江苏,要三天四夜。回家看父母也带不了啥,只能带点新疆产的葡萄干。

  我是1972年结婚的,大儿子1973年出生,小女儿是1976年出生。我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对小孩是亏欠的。比如:我儿子小时候在农村,然后又到南京,后来又回到农村,小学6年一共上了4所学校。我女儿先在南京上学,然后又到西藏。可以说是学无定所。1981年,我爱人也调到阿里工作。那时候我已经在地区财政局工作了。机关食堂可以吃到馒头,有时候还能吃到一点新鲜蔬菜。

  真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条件才好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说老实话,从成都到拉萨,口袋里装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水果和蔬菜,比如豆角辣椒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到拉萨的火车,只能坐飞机。坐飞机的行李重量是有规定的。为了能够多带一点,好多人买的蔬菜就放在随身穿的大衣的口袋里面。这些水果和蔬菜进了拉萨之后可是好东西。

拉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字仪式 武继烈(右三)

  1993年,我调到拉萨市当市委常委、副市长,家里装了一部直拔电话。我记得当时拉萨的电话号码是5位数,阿里的电话号码是3位数。到1994年就有手机了,市领导每人配了一部模拟手机,一部手机3万块钱,信号还不好。

  我1970年进藏,一直到2007年回到江苏,在西藏工作三十七年。我始终保持着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为我们的祖国守好西南大门。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争端,争端的敏感地点就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阿里地区的阿克赛钦地区。我常常牵挂着西南边疆的安危。

  过去在阿里地区,有的老百姓开玩笑讲,把钱绑在羊尾巴上面。就是比喻在当时钱没地方花,挣了钱之后没东西买。那个时候,只有一些简单的贸易,一些康巴人会做生意。他们会用盐等商品与牧民换牛、换羊、换畜产品。应该说,和平解放后,西藏从奴隶社会形态一下子跨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时代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一现实情况下,要把西藏工作搞好,就要发展经济。老百姓生活改善了,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就能够安安心心地、一心一意地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把人民日子搞好之后,江山才能坐得稳,边防才能巩固。西藏的工作也一样,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关键。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早期援藏,到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援藏,援藏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口援藏战略的英明正确。在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队伍中,江苏援藏干部吃苦耐劳,知难而进,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同许多踏雪前行、迎风而歌的援藏干部人才一样,能够把青春、甚至一生奉献给祖国的雪域高原,是我最难忘也是最自豪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越来越强大,西藏也会越来越好的。

  采集时间:2021年12月13日上午

  采集地点:南京市龙江小区武继烈家

  采集人员:蔡 和     韦晓东

  摄影摄像:陈 钰     杨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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