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武宗灭佛力度大

据《旧唐书》卷第十八《武宗本纪》记载，唐武宗李炎的会昌五年（845年）秋七月，根据中书门下省“上州望各留寺一所”“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的疏奏，唐武宗皇帝敕曰：

“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要求在“国忌日”官吏行香祭拜时，“宜于道观”，不要去寺庙。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佛寺全部铲平，把僧尼全部遣散，于是，武宗皇帝又下达了明确的方案：

上都、下都，每条街留两座寺庙，每座寺庙只留30个僧人。

上都左街保留慈恩（寺）、荐福（寺），上都右街保留西明（寺）、庄严（寺）。

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东都即洛阳市只留僧人20个，诸道原留僧人20者减其半，原留10人者减为3人，原留5人者不再保留。

凡是不需要保留的寺庙，“立期令所在（地）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朝廷督查工作要紧紧跟上。

唐武宗灭佛行动拉开了帷幕。

在接到皇帝御批后，中书省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佛）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对金属类佛像，无论是在寺庙里的，还是在百姓家里的，一律销毁，主要用于铸造钱币和农具。

接着，中书省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要求将佛教寺庙的管理权隶属于鸿胪寺；寺庙的财货、田产没收归官方所有，撤除的寺庙木材用以“茸公廨舍”，修建政府办公场所。

对于中书省的这些建议，武宗皇帝当然恩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运动已迅速展开。

又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记载，武宗皇帝“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劝皇上慎重处理此事。但唐武宗的决心已定，为了国家和民众利益，不能再让如此庞大的僧尼人众坐吃山空、损耗国力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席卷全国的暴风雨般的灭佛运动，取得了明显重大成果。到了八月，宰相李德裕等又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皇帝当然准奏。

还是在八月，武宗皇帝通过制令形式，亲自“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向朝野宣告佛教的弊端危害，对佛教再次进行系统声讨，对灭佛取得的重大成果予以及时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武宗皇帝指出：朕闻夏商周“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因国力不景气的“季时”造成。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佛教迷惑。

由于佛教传教时要有仪式、有音乐、有场所，“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武宗皇帝由此大声疾呼：“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没有比佛教更害人的了。

武宗皇帝又从国计民生、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指出：“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代削佛、灭佛，并非从武宗皇帝开始，但之前所做的，都不够彻底，反而出现反弹，这是历史教训，必须吸取。所以，武宗皇帝在制令中接着指出：“贞观、开元，亦尝釐革，划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再次体现了彻底铲除佛教这一千古“蠹源”的政治家胸怀。

束有春 2026年3月6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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