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强硬的军事力量威逼面前,清朝政府无能为力,最后反而让日本占了上风。日本强迫朝鲜接受五项条款:
一.朝鲜向日本修书谢罪;
二.抚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
三.将杀死日本太尉林矶的凶手处以极刑;
四.重建日本驻朝鲜新使馆,由朝鲜出二万元充当建设费;
五.日本增加在王京汉城的戍兵数量及军事装备,兵房由朝鲜负责建设。
这就是朝鲜的“甲申之难”。
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日本又派遣宫内大臣伊籐博文到天津,与清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交涉。
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瀓为副手,与日本进行谈判。
经过李鸿章与伊籐博文“再四磋商”,最后达成双方都从朝鲜撤兵协议,致使“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
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以最终达到由日本来控制朝鲜的战略目的。
四.朝鲜“东学党”之乱,日本强行将军队再次开进朝鲜半岛
光绪十三年(1887年),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任清朝政府驻朝鲜总署“道员”,相当于在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处理清朝政府与朝鲜及协调朝鲜与其他国家交往事宜。
袁世凯提出要求,提督吴长庆及其军队必须继续留在朝鲜半岛附近,以便应急处理商务及其他外交事宜。
此时的朝鲜仍然相信并依赖于中国,其执政者与袁世凯相处关系融洽。
转眼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朝鲜对“甲申之难”时“挟赀”携巨款逃往日本的“叛党”头目金玉钧、朴泳孝实施了暗杀。
这一来,日本与朝鲜关系又开始“交恶”,并且,日本对中国不制止朝鲜的行为又表示愤怒和谴责。日本继续在找茬,要进一步挑起中日两国事端。
到了这一年的四月,朝鲜又发生“东学党”之乱。他们组织武装力量,打着“匡君救民”旗号与政府军决战,扬言要进攻公州、洪州,直至捣毁王京汉城。
朝鲜政府“大震”,急电清朝政府,请求出兵救援。
李鸿章奏请朝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前往援救。中国军队驻扎在牙山境内的屯山,因为附近的仁川澳左侧就是沔江口,进出黄海方便,离朝鲜汉城也只有一百五十里。
清朝政府按照光绪十一年签订的条约,电告驻日本的中国公使汪凤藻,让他告诉日本外交部,因为朝鲜是向清政府“请兵”的,所以“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即中国政府是受朝鲜政府之邀,派遣军队前来帮助朝鲜平息国内叛乱的,是来“维和”的,不是来争占地盘的。
但日本外交部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回复是:
“贵国虽以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称为属于贵国。”
中日双方开始就朝鲜问题先打嘴仗,搞外交辞令。
于此同时,日本一边通过外交手段来同清朝政府周旋,一边紧急采取军事行动,紧急派兵,北渡朝鲜,并命令驻朝鲜公使照会清政府驻朝鲜总署,提出外交抗议。
清政府在回复日本时,又进一步强调:“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重申“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不必入其境内”的严正立场。坚决反对日本趁机借口向朝鲜派兵。
日本又回复清朝政府,公开挑明说:“本国向未承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
日本根本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扬言不仅要派兵到朝鲜,还要随时派兵深入到朝鲜腹心地带。
中日两国因朝鲜之乱而再度发生冲突,并且,冲突有不断升级的危险。
再说朝鲜“乱党”听说清政府的军队已经到达朝鲜境内,知道大势已去,“气已慑”,最后被朝鲜政府军打败,国内动乱很快平息了。
但是,日本人无视这一结果,仍然向朝鲜不断派兵。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到了朝鲜,他们也要派军队来朝鲜,并且比中国的军队还要多、还要强。
日本公使大岛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后到达汉城,后续部队不断开往朝鲜,从仁川登岸的就有8千多日本士兵,并且全部向汉城进发。
面对日本悍然出兵,朝鲜方面十分惊愕,但又对日军大举入境且向王京汉城进发的野蛮行径无力制止。
而此时的清朝政府也不示弱,认为朝鲜动乱已经平息,日本不应再派兵了,日本必须从朝鲜撤兵。
但日本人不仅不听,反而又提出“要改朝鲜内政”新要求,并且还要拉着清政府一道去“代其更革”。
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复文日本外交部,指出:
“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即我中国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
但日本仍然坚持原先立场,并且日本兵已经完全把持了汉城主要道口,控制了汉城。相反,中国屯驻在牙山的兵力却显得十分单薄。
作为中方驻朝鲜总署“道员”,袁世凯屡电国内,请求清政府向朝鲜增派兵力,以防不测。
但李鸿章却坚持要以光绪十一年签订的条约办事,希望日本退兵,同时害怕中国此时增兵朝鲜,会被日本作为扩大事态的借口。
中日双方僵持不下,英国和俄国出面调停也无济于事。
李鸿章准备拿三百万银两来赔偿日本,以达到息事宁人目的。
一时间,清朝国内舆论大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激烈。而日本却利用清朝国内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之际,抢抓机遇,在朝鲜半岛放开手脚大干了起来,日本士兵肆无忌惮地在抢劫朝鲜财物,危害朝鲜社会安全。
光绪二十年六月,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圭介要求朝鲜进一步独立,并要求朝鲜做好五件事:举能员、制国用、改法律、改兵制、兴学校。
朝鲜方面则要求日本先撤兵,改革政体一事再从长计议,但日本人不答应。紧接着,日本又提出第二项要求,希望朝鲜“谢绝”做中国的藩属国。对此,朝鲜又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
朝鲜“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朝鲜不愿改变与清朝的主属国关系。
日本大使又照会中国驻朝鲜总署,向中方递交文书,主要内容是:朝鲜之乱在于内治不修,如果中国和日本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日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中国对朝鲜存在的问题一概不讲,只是天天要求我们日本从朝鲜退兵,“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
日本对中国处理朝鲜的方法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咬一口,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日两国如果因朝鲜问题而起争端,责任全部在中方。
日本正在进一步把清朝政府在朝鲜的“上国”地位给推翻,把日本与朝鲜的矛盾转化为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并做好了与中国动真格的战争准备。
在向中国驻朝鲜办事处递交文书的同时,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派兵阻塞并把持了汉城所有城门,随时做好同中国军队交火的准备。
六月十七日,袁世凯见日本已经要动武了,就悄悄离开汉城,通过仁川登船,绕道回国,说是要向清政府汇报,同时也是在巧妙地避开战火风险。
束有春2025年11月30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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