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江浦埤乘》卷二十九《游寓》有方克勤传，以及郑士利，二人皆为浙江台州宁海人，皆因空印案遭殃，前者因此殒命，后者三年后赦免回乡。数年间，方孝孺辛苦奔波于大江两岸，浦口山水必为其终身难忘的精神慰藉！


    方孝孺父亲方克勤，因被诬而谪戍明初浦口城，时在洪武八年（1375）年底，刑期一年，至次年底即可获释回乡。谁知距释放不数月“空印案”发，方克勤又被连累改入南京都察院监狱（御史狱），洪武九年（1376）十月二十四日（阴历）卒于京师南京，享年仅五十有一岁！方孝孺之父居处浦口城（今属南京市浦口区）前后不足一年。

    方孝孺作文《先府君行状》，呈明初著名政治家、也是著名文章家宋濂，泣请自己的老师为其父作墓志铭。宋濂所撰《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今存《宋学士文集卷四十七·芝园集卷七》，方孝孺那篇字字泣血的《先府君行状》也很容易找到，虽然事发二十多年后，建文四年（1402），方孝孺惨遭朱棣磔杀于南京城聚宝门外，其诗文集也一度被敕令焚毁，据《明史》记载，“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今存《逊志斋集》四十卷，仅为方孝孺诗文十分之一，其《先府君行状》收录在该书第二十一卷。

    据《先府君行状》，方克勤，字去矜，其先祖为浙江桐庐人，于宋初始迁宁海侯城（宁海县城，又名缑城）里，世敦儒术，为邑礼义之家。曾祖父讳重桂，乡贡进士，有学行，学者尊之曰介轩先生；祖父讳子野；父讳炯元，鄞县教谕，皆以长者称。克勤五岁能读书，十几岁熟读《五经》，为文有奇语，里中老先生啧啧赏异，呼为神童。稍长，读到张载（关学）、朱熹（闽学）著作，叹曰：“为学当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研究性命之秘，不知饥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为名儒，前来受业、质疑者继乎其门。尤精研《易经》，不屑于宋末以来骈俪雕刻之学，孜孜矻矻于周公、仲尼之道，以《易》教授，开陈其说，城里士俗为之大变。元至正四年（1344），方克勤时年十九岁（生于1326年），参加江浙乡试，一篇策论中，方克勤纵论时务，历数往昔治乱之由，以为如此则治，否则必败。考官相顾出舌，曰：“奇才，奇才，贾谊弗过也！”然而竟无人敢签字录取。落榜后，克勤纵观南宋故都（杭州），为文贳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离之诗，慷慨泣数行下，望者以为异人！自此以后，道益明，志益坚，知元朝之将乱，弥自韬晦，穷理致知，以静观其变。常入山谷，采松柏啖之，或辟谷绝食，累日不返。当道者闻其名，邀请入其幕府，克勤不肯，曰：“我辟谷久矣，弗足与人间事也。”而悯民忧世之志，每于文辞见之。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大明兵定郡县，克勤著文《国家所以兴亡之故》，欲诣行在（朱元璋临时驻扎地）献之。洪武三年（1370），征为宁海县训导，学者闻风而至，尊称为“愚庵先生”。不久以太夫人（方孝儒祖母）春秋高，自罢归，从之而归者踵相接，一庠为空。洪武四年（1371），吏部使者登门强征入京，克勤不得已乃出，时年四十有六矣。在南京，又两次以母老辞。执政询以治国之道，乃惊曰：“今各府州县缺守长，而先生适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贤？”遂赐冠带，授济宁知府，正四品衔，阶朝列大夫。洪武五年（1372）春到任，在官整三年，省宪考绩，为山东“六府”（济南，济宁①，东昌，青州，莱州）之最。洪武八年（1375）春入朝述职，天子以为善治民，敕礼部设宴，遣践旧职，且曰：“政成当显用。”于是再任济宁知府，三月莅任，八月被下属曹县知县程贡控告，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被谪浦口城，交由驻城军卫管制、役使。

    当时尚未建置江浦县（建置于洪武九年三月②），置县以前凡被谪江浦县者，实际上皆流放于浦口城，接受军卫监管。

 

                    （网络照片：济宁府内堂）

    《江浦埤乘》卷二十九《游寓》采《明史·循吏传》，作《方克勤传》如下：

      方克勤，字去矜，浙江宁海人，文学博士忠文孝孺父也。洪武初知济宁府三年，多善政，太祖嘉其清，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江浦。

    《明史》《江浦埤乘》皆未能说清楚方克勤被诬告而获罪而“游寓”浦口等有关细节。方孝孺《先府君行状》说得较为清楚：

    洪武八年（1375）八月，曹县令程贡因为渎职，曾遭上司济宁知府方克勤鞭笞，怀恨在心，至此月“上封事言状”。明太祖朱元璋仇恨贪官污吏，用法甚严酷，鼓励下级官吏用“密封信”的方式控告其上司的不法行为，密封信可越级上报、直达朝廷，各级官员不得中途截留拆封。这就是所谓“上封事言状”。

    于是朱太祖诏御史杨某查究核实。杨某为程某故人（熟人），担心程某犯“诬告”罪，遂易民服，暗地里搜索克勤之过。逾两月无所得，杨某乃抓捕府中吏卒拷问，吏卒受拷问至于体无完肤，仍无可用罪证。杨某惧，恐连累自己，遂与其吏诬告克勤私用仓中炭苇二百斤烤火。时十月，尚未到烤火时节，所称二百斤“炭苇”实用于修葺衙门围墙。但克勤“不与辨，遂得罪，谪江浦”，时在洪武八年（1375）年底。

   《江浦埤乘》谓“游寓”江浦，大致也不错，免官而已，在浦口城接受军卫管制而已，若遇见同乡而任军官者，说不定还可以聊聊乡情、喝上几杯老酒。据《明史·循吏·方克勤传》，“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可见朱元璋用法虽严，尚未能阻止流放途中的囚徒接受地方官员的同情与款待。

   方克勤有子三，孝闻，孝儒，另有一子庶出，且幼。克勤“游寓”浦口期间，长子孝闻陪侍，孝儒则遵父命过江赴京（南京）追从浙江老乡宋濂读书。据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方正学先生年谱》，“洪武九年丙辰，先生年二十，愚庵公戍江浦，留孝闻侍，命先生往京师，以文为贽，谒宋太史（濂）于禁林，太史深器之”。

   洪武九年（1376）三月置江浦县，县治就在浦口城里，说不定方克勤也在出席建县典礼的花名册上，也“随喜”喝了几杯醇酒。看看秋风起，一年期的“游寓”生活将终，不料九月份“空印案”起，又被诬及，立即被押送京城（南京），十月中旬卒。

   方克勤之卒，非“卒”于病，而“卒”于“诛”！《明史·方孝孺传》：“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方正学先生年谱》谓方孝孺“悲恸欲绝，遂同兄孝闻扶榇还家”。——洪武八年底孝儒兄弟护送父亲到浦口城，九年底与兄孝闻从南京“扶榇还家”，其间曾频烦过江，往来于师、父之间，这一年浦口城、浦口山水在方孝孺的生命里留下了沉重的印记，浦口城垣见证着方家的悲欢离合；浦口城边的江水承载着他对父亲的哀思！

   说说明初“空印案”吧。

   所谓空印，就是预先加盖了官府印信的空白文书。按正常流程，下级官府向上级申报账目时，要先做好账簿，然后盖上官印，以示生效。

   明初律法规定，各省布政司、府、州、县每年年底将当地人口、钱粮、军需等各项财政收支做成账簿，一式两份，在簿册上盖上“骑缝印”，并派人送户部核对，核实通过后，一份留户部，一份带回存档备用。如果规定时间内没能上报，便以渎职论处。户部负有详细核对的责任，当账簿有错漏或自相矛盾时，便会驳回。布政使、州府县等官员须回原地重新核查填写，盖印后再次上报，直至通过户部核查。比如某省有六府，每府下辖十个县，那么这六十个知县、六个知府以及该省布政使必须在每年年底将各自辖区内的所有财政状况呈送户部核对，各县账目相加与该府账目一致，各府账目相加与布政使司汇报的该省账目一致，才能通过户部审核。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会遭到户部驳回，距京城近者尚可，远者千里、甚者六七千里，跋涉回到原地重新统计、核算、制表、装订、盖印，再赴京上报。一番折腾之后，常过了规定时限，仍难免落个渎职的罪名。在没有计算机和交通条件落后的明代，这样的规定很难被认真执行。为避免麻烦，各地官府都学元朝的做法，提前准备若干份盖好地方官印（骑缝印）的空白文书，让吏员随身携带赴京。如果审核不过，便在户部重新填写上交。如此一来，既免除了往返之劳，又无需重新做账，还能让户部早日完成核对工作，回家过年。因此“空印法”就渐渐形成了“潜规则”，你知我知，就是皇帝不知！这就为“空印案”发作埋下了伏笔。

   洪武九年，“空印法”被朱元璋发现，震怒，将其定性为户部与地方官合谋舞弊，对君、国皆不能尽忠，谓“户部尚书与各布政司官尽可诛之！”朱氏起身民间，切身体会过元末官吏贪污受贿、欺上瞒下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也清楚官风败坏会导致国家覆亡，遂诏论犯法之“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就是杀主印官，其余人杖责然后发配。案发不久，星象有异，诏令天下检讨问题，又诏“不得假公言私”，有人借机为牵入“空印案”者鸣冤叫屈，但大多涉案者仍受到严厉处罚，其中就包括方克勤。③

 

                   （网络照片：骑缝印空白文书纸）

   为“空印案”鸣冤叫屈而载入《明史》的最著名人物是郑士利，此人因上书抗议朱元璋独断专行、草菅人命而被判往浦口城服终身劳役。《江浦埤乘》卷二十九《游寓》也为此人作传，位于《方克勤传》之下，如下：

     郑士利，宁海人。洪武初，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册，遇驳即改，以为常。已而事露，太祖疑有奸，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士利上书极论之，太祖大怒，命输作④江浦。

   《明史·郑士利传》记述最为生动：

    郑士利，字好义，其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而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

     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岂能不悟？”会星变，诏求天下言，士利曰“可矣。”既而续诏，“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俟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其文曰：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文移必“完印”【印章完整，不能是“骑缝印”，只见半个印纹】乃可，故而纵得空印纸，亦不能行恶，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冤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书成，闭门旅舍，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

     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会审，追查主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审结后，与兄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⑤

   读此文，不禁感动于郑士利“为国家言事”的品质。郑士利闭门旅社，哭泣数日，今人难以尽知其所哭之由吧？

    对于浦口城来说，同一个空印案，送走一个涉案的“循吏”方克勤，接纳一个敢于“为国家言事”的书生郑士利，《江浦埤乘》将他们编入《游寓传》，三言两语带过，而在浦口这一方土地上演出的悲欢离合如今早已化为荒烟蔓草而难以神往了。

    附注：

    据方孝孺《郑处士墓碣铭》等，郑士利兄弟同时谪戍江浦，兄士元不久改流仪真（今仪征），三年后又改南京，洪武十三年病逝，弟士利于同年因胡惟庸案发，得以获释回乡。方孝孺与之互有往来，有书信及赠诗多篇存世。

                                                                2025年11月27日

     【注解】

    ①按山东省六府之一济宁府，元至元八年（1271）由济州升置，明洪武十八年（1385）复降为州，属兖州府管辖。

    ②据《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1749页）所载“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乙丑……置江浦县，割滁和二州及六合县之地属之，隶应天府”，江浦置县于洪武九年（1376）三月十日（阴历）。《江浦埤乘》卷一以为置县洪武九年六月。

    ③本文有关空印案表述，参考了网名“阿Q与鲁迅”《细说“空印案”》一文，所引用“骑缝印”示意照片也取用该文配图。

 ④输作：一种刑罚，指罚犯人到官府服劳役。通常是对一些罪行较轻的罪犯，通过让他们从事诸如筑城、开河、搬运物资等各种官府指定的劳役，来达到惩罚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同时也利用罪犯的劳动力为官府的工程或事务服务。

 ⑤原文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引文已稍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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