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国和日本近代命运的大不同，或许是因为这个深层原因

　　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资深特聘教授)，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食堂”，本文原转载自“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CUAA”(ID：gh_8fa196c7aaf1)

　　上篇：

　　皇权与革命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中国做不到“一姓传继”，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始终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因为古代中国儒家有“汤武革命”一说。儒家虽然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但它偏偏画蛇添足，觉得天子还要以“德”配“天”。如果你没有德，就有人要取代你，这个时候，以下犯上的反叛就是合理的。在政治权力合法性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以德配天”和“汤武革命”就成了真理，尽管理路上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不过，这个观念在古代日本却没有生根，日本并不像中国，对于他们的天皇，并没有很强烈的“以德配天”的意识，也从来没有尝试过“汤武革命”的观念。那么，有没有这个观念，会给中国和日本分别带来什么后果呢?也许，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其实这非同小可，在中日传统政治文化上，它造成的结构性或根本性差异是很严重的。

　　首先，这一观念差异造成的是日本的“万世一系”和中国的“改朝换代”。换句话说，就是日本顶层权力(天皇)的相对稳定，和中国顶层权力(皇帝)的不断变动。

　　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权力超级大，但他的麻烦也大。他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甚至有时还有“道德楷模”)“集于一身”。它的牢不可破就在于这“三位一体”，但问题是，它的脆弱或软肋也在于这“三位一体”。如果你没有权力当然不行，如果你不再神圣，或者道德有亏也不行，让人看出你是无知无识的傻瓜更不行，人家就会推翻你。

　　而日本的天皇呢，虽说“万世一系”多少有些夸张，但他们不像中国那样讲嫡长子系，只讲亲缘关系，不讲政治伦理，只讲血缘神圣，这使得它的连续性很强。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好像一样，中国皇帝诏书中，自称是“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也自称是“明神御宇天皇”。一个说是“天”，一个说是“神”，但实际的政治里，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还真是千差万别。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就说帝国会有两个中心，中国向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

　　可是在日本呢?还真是“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当然，这种文化神圣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分离，也造成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是最终谁才是真正的“神”?谁才是真正的“天”?

　　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一旦某一极出现真空或失落，另一极就会填补上去，像幕末时期将军不灵光，就把天皇拱出来掌权，重新收拾山河一片。当然，这种结构的弊端也在这里，有可能导致谁也不负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曾经指出，日本这种没有绝对坐标的思想和没有统一构造的传统，导致日本(包括天皇与官僚、民众)政治文化中，缺乏主体责任心，形成所谓“无责任体系”。

　　其次，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政治权力合法性差异，导致了政治伦理原则的绝对化和相对化。

　　政治上的忠诚与叛逆，在中国和日本是很不相同的。丸山真男曾经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忠诚と反逆》，就是在讨论日本政治和法律中有关忠诚与叛逆的难题，以及这种政治伦理在日本历史上的变迁。我的理解是，在日本，由于“政出多门”即权力结构是重层的，而不是一元的，因此在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伦理往往不像中国那么清晰、严格和绝对。你如果注意到日本所谓“忠诚”，实际上有对天皇的忠诚(文化意义上的)，有对将军的忠诚(政治意义上的)，还有对主人的忠诚(日常社会中的)，就知道这种忠诚是多元，甚至是冲突的，反过来，这也导致了“叛逆”难以界定。

　　但是在中国，一个王朝一个皇帝总是拥有绝对的、完整的、排他的政治合法性，只有对皇帝的忠诚，才是有正当性和道德性，皇帝是最高道德和神圣象征，你就得“忠”，你也得“孝”。反过来，如果你叛变某个王朝，就是“贰臣”(比如，洪承畴为清朝立大功，但仍是“贰臣”)，反对某个皇帝，就是“大逆”(如方孝孺之诛十族)。

　　再次，这种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差异，也许就影响到中国和日本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不同路径。中国皇帝垄断了全部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大凡要做大改变，必须整个推翻。而这种激烈革命的基因，中国有，日本却很少，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法垄断一切，也因此他不必包揽一切，血缘不能分享，但权力可以分享。所以，日本最终在边藩、武士、改革者，以及外部压力的联合包围之下，还是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中国所谓“虚君共和”，在日本倒是实现了，反正他的天皇未必能垄断一切政治、文化和宗教权力，现代日本有了宪法，有了政教分离，有了议会制度，天皇虽然还是万世一系的神，但是，他还是文化象征上的意义，大于政治权力上的作用。

　　所以，你得注意中国和日本政治文化，尤其是顶层权力层面的差异。中国皇帝的权力远大于日本天皇，中国是“绝对性的集权”(予一人、寡人、绝对或普遍王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历史上虽然有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但按照已故田余庆的看法，这只不过就是历史上偶然的“变态”，常态还是皇权独大，门阀“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已故的刘泽华也说，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皇帝独一无二，皇帝是“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的五独，具有“天盖式的权力”。可日本“天皇”却不会被“革命造反”或“改朝换代”，无论幕府将军怎么变化，从源氏到北条，从北条到足利，从足利到德川，走马灯式地转换的是将军，不变的是天皇。

　　中篇：

　　郡县与封建 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

　　《忠臣藏》是日本的一部歌舞伎戏，18世纪中叶开始上演。但是它说的是江户时代的一件真事。

　　这件事情，被日本视为表现了武士的忠诚。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涉及政治伦理，也就是丸山真男《忠诚与反逆》这部书的内容，更涉及日本传统国家的重层结构，也就是今天我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即在日本的国家内部和政治结构中，地方势力为什么如此强大，大到可以和天皇、幕府分享武士的忠诚；而中国的地方势力，为什么只能服从于皇权，在伦理上只有效忠皇帝，才可以算是“忠臣”?

　　这涉及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结构性差异，也就是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究竟是“郡县”还是“封建”?

　　总的来说，中世纪以后的日本基本上维持了这种“双重体制”和“重层结构”。因此，日本始终不像中国那样，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中央可以对地方进行垂直的直接管理。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日本天皇(或幕府)的权力触角，并不像中国皇帝那样可以通过帝国行政系统与各级官僚，强有力地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管控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在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上，传统日本和传统中国还是很不一样的。

　　什么是传统日本的“双重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天皇就不是秦汉以后中国皇帝那样的“普遍王权”，他无法垄断全部神圣性与绝对性，世袭的贵族家与天皇家往往分享权力。

　　然而传统中国却不同。从秦朝统一之后，此前“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的局面就基本结束。中国历史上这一集权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帝国的权力就如同水银泻地，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了中国社会，地方官员只是代替中央收税和维持地方秩序的代理人，绝不可能形成“国中之国”，成为敢与朝廷叫板的封建势力。

　　在传统时代的日本，无论是天皇还是将军，都未必有绝对的控制力，相反，贵族和地方却时时有某种过大的力量，无论是早期的物部氏和苏我氏，还是摄关政治时代的藤原氏和源氏，都仿佛中国东晋时代的“王与马，共天下”，即皇帝与贵族共治，他们对政治有极大的发言权。就是幕府将军权力最大的德川时代，也只是所谓“幕藩体制”，地方大名还是很强大，二百多个地方大名，除了少数之外，大都各自为政。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及文人阶层，而古代日本没有科举制及主要依赖武士阶层，就使得这种政治文化的差异更加明显。在中国专制皇帝之下，有促成相对流动的科举制度，不断有新的官僚生成，抵消了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贵族阶层和地方势力；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郡县制度，以及士大夫构成的官僚系统，帮助皇帝直接管理与控制庶民，科举制度恰恰保证了这个观念上、文化上和制度上相对同一的官僚系统的来源。

　　然而，日本却完全不同。不仅从历史上看，日本传统国家不是郡县制却像是封建制(直到明治维新才“撤藩置县”)，而且正如前面说的，日本也始终没有科举制度(反而是武士阶层)，地方管理者的选拔也不是中国式的而是世袭制的，因为，日本一直有长期延续的贵族豪强，一代传一代；而各地又有很有力量的藩主，不仅拥有众多武士(藩士)作为武装力量，还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任命官吏)、司法(处理案件)和财政(税收劳役)权，他们代替(或者代理)朝廷(或者幕府)直接掌控着地方的民众。

　　总而言之，从历史上看，在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日本和中国相当不同，传统日本的国家权力触角，未必能深入渗透到最下层社会，这也使得日本社会政治文化明显地分成“顶端”和“古层”。而日本地方势力的强大，一方面造成日本难以真正像中国那样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方面造成地方势力可能促成国家权力的转移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不必等到中央权力整体的“改朝换代”。

　　明治维新时代的“撤藩置县”，确实是把传统日本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往古代中国的郡县制方向转，虽然说这是“立宪君主国家建设的必然过程”，不过，它虽然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帝国对地方和民众的直接控制，自上而下地强力促成了日本整体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使得日本原本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民众，在“尊王攘夷”强化帝国的潮流中，又成了帝国的皇民。尽管形成了二战时期帝国的巨大动员力，但也造成了二战时期日本膨胀的野心，导致最终惨痛的结果。

　　下篇：

　　王权与神佛 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

　　在中古中国，佛教徒对政治权力高于宗教权力这一点，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认知。所以，此后中国佛教总是高唱“法轮常转，皇图永固”这种双赢的口号，表明宗教与皇权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日本佛教也同样有类似的表述，即“王法佛法相双，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乍看上去，传统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似乎差不多。但如果仔细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分析，也许会发现，实际上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政教关系，差别非常之大。顺便说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在政治文化史上相当重要。众所周知，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世俗国王的王权逐渐强大，挣脱中世纪教皇的神权，这往往被视为欧洲近代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史中所谓“走出中世纪”，就是这个意思。

　　1571年，刚刚统一日本南北的织田信长，攻打并火烧日本历史悠久的延历寺。

　　在日本中世，佛教形成可以和“公家”(朝廷)、“武家”(幕府)三足鼎立的“寺家”，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个“权门”。

　　众所周知，宗教的势力太大，政治的权力就不能不有所警惕，公家、武家、寺家三方面的平衡就不能维持，这就是为什么织田信长要火烧延历寺和攻打石山本愿寺的原因。其实，织田信长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压制寺家，焚烧佛寺的将军，早在治承四年(1180)，和源赖朝对峙的平清盛，就和大寺院发生激烈冲突，曾派兵烧毁园城寺，接着又烧毁奈良的兴福寺和东大寺，还没收了这些寺院的庄园。

　　近四百年后，试图以武力统一天下的织田信长，只不过是重演了一遍历史而已。

　　在古代中国，佛教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形成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庞大力量，它不可能是“权门”只能是“方外”。即使它进入政治领域，也只是被皇权利用的角色，如同季羡林曾经分析过的那样，“人主看宗教对自己有用的程度，而决定取舍和抑扬”。同样，中国另一大宗教道教也不例外。

　　可以说中国宗教(也可以包括儒家)始终是在政治权力控制之下，传统中国政治与宗教之间，就有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是宗教信仰缺失了绝对性和神圣性；第二是宗教在政治上基本听命于皇权，伦理上基本上遵从儒家；第三是寺院宫观绝对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这显然与传统日本历史上能够翻云覆雨的“寺家”很不一样。

　　尽管中日宗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宗教的最高领袖都是朝廷任命的，寺院都拥有很多田地和产业，僧侣都以寺院为基地进行宗教活动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我们不妨举出四个方面。第一，皇族与贵族作为僧侣领袖。第二，神佛习合、显密交错与“镇护国家”的传统。第三，檀家制度与本末寺制。第四，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

　　和日本不同，秦汉之后郡县制与官僚制的中国，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绝对只能是“方外”，完全没有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的机会。

　　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影响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更是决定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的一个变量。拥有长久历史和宗教传统的区域，王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往往影响到这一区域“走出中世纪”的不同路向。如果我们看欧洲、日本与中国，似乎从近代早期王权与神权的冲突激烈程度上，可以大致上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

　　首先我们看欧洲。在中世纪，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势力很大，它不仅控制了神圣领域，掌管着信仰者的精神世界，而且控制了政治领域，掌管着世俗的政治生活。明治日本是在排除外来佛教的前提下，借助本土神道重新塑造王权的神圣性，建立集权国家以推动现代化转型。再看中国。与欧洲和日本都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宗教始终臣服于政治，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中，宗教是很不重要的因素。

　　有些政治文化的传统，表面上未必会在当时直接改变历史走向，不过，它就像基因一样，终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历史之中，给后来试图改变现状的人很多暗示，甚至直接影响了历史选择。

　　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它对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影响，下面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我粗浅的看法——如果说，欧洲走出中世纪是把政治与宗教剥离，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国王把教皇赶回梵蒂冈，把主教们关在教堂中，使得宗教逐渐转向超越领域，处理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再干预世俗政治。而世俗政治的合法性，则是通过近代民主制度获得，但不再有超越和神圣意味。那么，日本却不太一样，如果说欧洲走的道路是趋向“民治”，那么，日本仍然试图保存“神治”。

　　然而，近代中国又更不同，如果说欧洲政治合法性有如“民治”、日本政治合法性还有“神治”，那么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则要依赖“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