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世舜《尚书译注》本，《尚书•洛诰》开篇为：“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这是文献最早出现“成周”一词。(注：周秉钧《尚书易解》无此句)

　　结合前一篇《召诰》中的“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及《史记》之《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来看，营建洛邑(今洛阳)工程全面启动，是在周公摄政七年、还政周成王、“北面就臣位”后，由成王再次决定进行的。

　　成王在丰京召见周公、召公，请他们按照武王的意愿“复营洛邑”，重新启动营建新城工程。

　　在分工上，前期规划应主要由太保召公负责，在召公大致相中看好了宫室宗庙建设的地理方位后，具体施工由周公负责。

　　周公到了洛邑后，本着畏天、敬德、保民思想，通过占卜，进一步得出洛邑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地理位置优势。《尚书》中的《召诰》《洛诰》两篇诰文，都与这件大事有关。

　　洛邑的营建应该有两大功能区，或者说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一是作为周王朝最高领导管理层所居住的“王城”部分，如同后世的皇城；一是专门用来迁徙安置殷商顽民的下都“成周”部分，后来人们用“成周洛邑”是泛指这新城建设。

　　1965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其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营建洛邑成周之事，铭文中出现“成周”二字，“宅兹中国”之“中国”即指成周洛邑地带。

　　成周洛邑建成后，举行了祭祀和庆典仪式，铸九鼎以象征王权，同时九鼎也能起到镇风水、驱邪恶的作用。

　　洛邑新城建成后，周成王并没有来此主政，洛邑还不具备“都城”功能，而是倚重周公来治理，以安定殷商遗民。

　　周公服从成王安排，肩负起了守洛、治洛重任。

　　周王朝建立后，又出现了商纣王之子武庚在商朝旧地安阳的叛乱，史称“武庚叛乱”。同时又发生了管叔、蔡叔、霍叔“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之后，下令将殷商遗民迁到洛邑居住，《尚书》中的《多士》篇，就是周公向殷商遗民发布的迁徙诰令。

　　《多士》开篇写道：“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这应是史官对当时训诰背景的记录，亦或是后来史官的追记。其正文开头是这样的：“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由此可见，周王朝当初营建“洛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周王朝将来要迁都，而是便于对殷商遗民的集中管理与教化，使新诞生的周王朝能够成功坐稳江山，故洛邑又曰“成周”也。成周者，成功实现周王朝江山永固、完成周王朝一统天下大业之谓也。

　　成周洛邑虽然在周公主持下营建完成了，但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仍然在丰镐二京。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明确记载，洛邑建成后，“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也即是说，“九鼎”在洛邑，“都城”却在今陕西境内的丰镐。

　　那么，周王朝都城何时由丰镐迁到洛邑的?

　　“至犬戎败幽王，乃东徙于洛邑”。一直到了周幽王时，因犬戎侵扰掠夺，丰镐二京被破坏不堪，继任的周平王才不得不离开陕西故地，向东迁都洛邑，来到了今日河南境内。从“平王东迁”那时起，洛邑才又具有了周王朝都城性质。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周王朝是以岐山周原为发祥地，以丰镐二京为周王朝都城，称之为“宗周”，或曰“宗周丰镐”；中土洛邑建设成后，便于对殷商遗民的集中管理，成功地维护和稳定了新诞生的周王朝统治，故曰“成周”，或曰“成周洛邑”。但洛邑的都城功能，一直到“平王东迁”时才显现，那已是过了250多年后的事了。

　　束有春2025年11月16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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