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异见人士，竟这样“被精神病”

　　作者：张心阳，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读本”

　　不要说和平时期岁月静好，当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时候，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45岁的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是苏联知名生物学家，拥有丰富的专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然而，在1970年5月的一天，他突然被人召唤：到奥布宁斯克市教育局来一趟。然后欲将其送到精神病医院作精神病鉴定。这让他一头雾水——什么情况?

　　很快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疑似有精神障碍。欲知其子者，必先知其父。现在需要他积极配合做一次精神病鉴定。

　　做精神病鉴定，这可不是测耳聋、验近视，说答应就能答应的事。若列斯十分清楚，没有轻信。可是，上面的人文关怀就是如此无微不至，突然间，不只来了精神医院的专家，而且还来了一群警察，直接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将其带走接受检查。

　　既然事关孩子学习成绩，接受精神病鉴定，自然应该提出和回答一些他与孩子保持的关系、个人对文化教育的认知等有关问题。但不是这样，专家们提到的都是若列斯曾经写过的和在境外发表的文章，诸如，以反对李森科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学科学与个人迷信》《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遗传学辩论史》等。

　　只谈这些方面内容，不说一个正常人，即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这会儿也全都明白了，关心儿子学习成绩只不过是将其骗入精神病医院的一个理由，实质在于发表的论文已被官方认为离经叛道、作奸犯科了。

　　那么这些论文怎么就离经叛道了呢?自然是有原因的。如他反对遗传学家李森科，认为李森科在生物领域一直以来搞的都是伪科学。须知李森科何许人也?那可是伟人一手打造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科学界的圣人、神人，影响苏联科学界几十年。而今若列斯却说他是欺世大盗，这是怎样的一种政治问题?

　　若列斯还在论文中提出，应建立苏联科学家及知识分子在国际间自由合作的建议，指出苏联科学界由于国际合作的制度安排不当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使苏联社会发展遭受巨大损失。这种观点的性质无疑是对苏联当局在科学研究领域建立的制度体制的不满、污蔑和颠覆。

　　这种人只能是精神病，也必须是精神病!无论你用何等清晰的思维进行辩驳，也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事实据理力争，都不能成为摆脱权力将你定性为精神病的理由。

　　你说：“我的文章反对李森科、倡导科学无国界，是坚持真理、批驳谬误。”

　　他们说：“只有精神病人才把权威的理论当谬误，才认为科学没有国界。”

　　你说：“马克思也对权威理论进行了批判。”

　　他们说：“你这是把自己当作伟大的马克思，足以证明你是精神病。”

　　你说：“术业有专攻，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并不是所人都能读懂的。”

　　他们说：“对此你们有你们的见解，精神病专家有精神病专家的看法。贬低精神病专家，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

　　你说：“如果自然科学家跨行写政治评论就属于二重性格，而二重性格就是精神病，那么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既擅长绘画、又精通数学、还是地质学家、天文文学家，已是N重性格，是不是精神病?”

　　他们说：“他们不是，而你是。”

　　你说：“你们说自我评价过高就是精神病，斯大林认可了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父亲’的说法，算不算精神病?”

　　他们说：“你在攻击伟人，说明你是精神病。”

　　你说：“国际舆论都在关注我被送进精神病医院这件事，没有人觉得我有精神病。”

　　他们说：“我国公民有没有精神病，不是外国人说了算。”

　　你说：“国外的同行觉得我的论文极有学术价值。”

　　他们说：“这只能说明你的学术论文被敌对势力利用了，已演变成一起政治事件。”

　　你说: “你们的威逼已让我愤怒。”

　　他们说：“你愤怒，恰恰说明你有精神病。”

　　你说：“可是医生你刚才也愤怒了。”

　　他们说：“那是因为你这样的科学家居然成了精神病患者，因此我们感到愤怒。”

　　……

　　这就是苏联官方的所谓精神病医学专家的逻辑。同他们讲道理、作辩论，你即便你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也是无法赢的。

　　也许你觉得这些所谓的精神病专家胆子也太肥，其所作所为是明目张胆、昧着良心地构陷和残害。是的，在正常国家里，把一个正常人定性为精神病人，借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他们宁愿错放一打，也不误收一个。

　　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成了职业化的颠倒黑白、詈夷为跖的人，因为支撑他们的已不是医生的本职和职业道德精神，而是当局的各级政治组织，是克格勃，是莫斯科，是克里姆林宫，以及一群被阉割了精神的医学界的傀儡。

　　权力者让谁是精神病谁就是精神病，让你什么时候精神病就什么时候精神病。雪白大褂罩着的并不都是天使，有的是魔鬼。

　　早在若列斯之前，就不知有多少人“被精神病”了，因为伟大的领导者说过，“犯罪就是偏离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这通常都是精神错乱导致。在我们这里，某些人是否可能有病或神经失常?答案是可能。这样的话，头脑有异常特征的人也同样可能违法……那些呼吁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精神状态显然不正常”“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上世纪60年代，苏联克格勃专门成立了以对付“国内敌人”的第五局，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实行“精神病恐怖”，该局手下至少有16座精神病医院，平均每天都有四五十人被送进这些医院。

　　在苏共垮台前夕，就一次性释放了80多万人。其中伏龙芝军事学院控制论教研室主任彼得·格里格连科将军、著名作家布科夫斯基皆因患上“呆滞性精神分裂症”而在精神病医院长期“接受治疗”。

　　在这些精神病医院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同真正的精神病人混住在一起的，以便对他们施以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就在若列斯接受所谓的精神病鉴定的日子里，就不断有人被送进这家医院，其中一个是20多岁的退役军人，因为他上书中央批评共青团已蜕化为官僚组织。

　　还有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因为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张贴在街头，批评当权者的官僚主义和胡乱作为的行为。他们很快就通过了“专家”们的“精神病鉴定”，“病情诊断”的结果为“对社会环境条件适应不良”，疗程至“痊愈为止”。换言之，就是无期限，或将死于精神病医院。

　　“对社会环境条件适应不良”，这一条同样适应于若列斯。他们还由此推断出，因为他“适应不良”，便“具有社会危险性”。

　　也许你对这一精神病定性的条件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吧——是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精神病人，会有多少人对社会环境条件适应特别良好呢?正如网言所云：“自从得了精神病，人就精神多了。”

　　不过，这还不算稀奇，更稀奇的是，在苏联《关于对构成社会危险的精神病人实行紧急强制住院治疗的实施细则》里，如果你被鉴定为“处于精神性兴奋状态”或“处于疑病性妄想状态，而这些妄想能够促成病人对个别的个人、组织、机关采取不正确的、侵犯性的态度”，那么你就是一个精神病人。

　　比如，你痛骂了某大人物之后开心地笑了，或在你的言词中出现了对某组织的怨恨、对某机关的愤懑，那么，你就是精神病无疑了。如果要是毁坏了某大人物的挂像、语录牌，接下来连一个字的辩解都成为多余，直接就是铁窗和氟奋乃静、利培酮药片或针剂等伺候。

　　若列斯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的论文中的每一个观点都与细则中的条款高度吻合。当然，若列斯一直在反抗、在辩解，以最强硬的态度抗拒“精神病鉴定”。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其个人力量连一根稻草也不如。

　　毕竟乌云笼罩之下，也不会缺乏做一支明烛的人；在恶法面前，也不是所有人都甘做苏格拉底。在苏联知识界、文化界，还是有一些清醒者、勇义者。毕竟“异见，是一个公民对国家最崇高的热爱，因为反对是国家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林肯语)。

　　著名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被誉为“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首先披挂上阵，他为若列斯事件专门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严肃指出：将科学家送进精神病医院的行为，“不仅被认为是对麦德维杰夫个人采取的非法行动，也是对整个科学自由和整个苏维埃民主的潜在威胁。”“精神病院不应被用来作为对不合心意的人们进行镇压的手段”。

　　随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写出公开信，言道：“把自由思考的人抓进疯人院，这是精神谋杀，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加残酷的形式，因为这样被害的人们的痛苦更凄惨、更持久。”

　　他警告当权者：“当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时候，总该记住一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人就变成了吃人。”“如果认为可以经常泯灭良心而仅仅依靠暴力活下去，那也未免过于目光短浅了!”这些呼吁，既是发自肺腑的声援，也是唤醒世人的呐喊，更是对当权者的郑重警告。

　　与此同时，若列斯的双胞胎弟弟、著名纪实作家罗伊为其展开了生死营救。更有国际舆论发出强烈呼吁，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法国的《世界报》等世界著名媒体就此事件及时跟踪报道和发表系列评论，在全世界掀起了营救和声讨浪潮。

　　最终，因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当局在若列斯“被精神病”的第19天将其释放。但即便如此，官方相关机构仍为他建立了“病案”，将随时因为他的文章和言论，以“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狂”之名将其收治。这无异于警告说：从今往后，你还是老老实实闭嘴。

　　恶魔即便退却，也是要留后手的。

　　在斯大林时代，但凡此类，必以“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之名，或送进集中营，或直接予以诛杀。但是，囚徒的样子、屠刀上的鲜血，以及杀人的姿势毕竟很难看，而将这些人送进精神病医院，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精明而绝妙的选择。

　　它可以掩人耳目，借“精神治疗”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绝不会给“敌对势力”以“政治迫害”之口实，也不会因其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而让世界舆论纷纷，影响国际形象。

　　在那个年代，苏联还没有太多的经济犯罪、通奸犯罪，如果普遍的话，那么，他们也会以“经济犯罪”“通奸犯罪”之名，行“排除异己”和“政治迫害”之实。

　　以这一方式剪除异见人士成本最低。逮捕一个“政治犯”或“思想犯”，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在押期间需要考虑他们的待遇，为其提供相应的场所，允许他们进行申辩，需要较高级别的法庭审判，还需要媒体作充分的舆论准备，发表新闻、评论等文章。而将他们送入精神病院，则省去了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床位和每日几粒药片，就能把一切搞定，不劳口舌，不费资财。

　　震慑作用也很巨大。人最可怕的不是一死，而是求死不得的处境。一个正常人进入精神病医院差不多就是进入了求死不得的处境，其本质与凌迟处死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加残酷的形式”。它不仅会让意志薄弱者屈服，也会让一些旁观者不寒而栗，乃至放弃信仰、以求自保，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若列斯回归正常生活后，更加坚定了与恶政作斗争的意志，与罗伊一起将这一奇案写成书，书名叫《谁是疯子?》。

　　谁是疯子，不言自明。天道皇皇，只有那些真正疯了的人，才不顾天理人伦、丧失人性、为非作歹，最终葬身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