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家池鸟瞰）

　　三．“季汉”与曹魏、孙吴政权问题

　　《晋书•陈寿传》记载：“(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尚书郞范頵等上书认为：《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就其家抄写其书，《三国志》由此传播开来。

　　《三国志》从体例上看是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最初是各自成书，以单行本各自在社会上流行。到了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并且分别称《魏书》《蜀书》《吴书》，只有书名用“志”而已。

　　《三国志》以魏为主，帝魏而主蜀、吴，为魏国奠基者曹操及魏国的历代国君立“纪”，享受帝王待遇。而对蜀国、吴国的国君则采取降规格的立“传”方式，并且在蜀、吴二国《书》中，标明魏国年号。《魏书》中对刘备、孙权称帝皆不记载。尤其明显的是，刘备称帝，国号为“汉”，表明刘备是要承接刘姓汉家王朝的正统，但陈寿在撰《三国志》时，不称“汉国”，而以其地处于蜀地，称其为“蜀国”。

　　陈寿为何要将《三国志》定位为以魏为正统，尊魏而抑蜀汉呢?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

　　陈寿在蜀汉生活了三十年，在曹魏生活了三年，在西晋生活了三十年。他在西晋统一全国后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总结过往历史，便不得不考虑到当今王朝晋是由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史实，他也不可能料到将来还会出现“晋室南迁”、晋室分为西晋和东晋。所谓晋分西、东，那都是后人所为，当时人是不会有西、东之说的。为了强调晋室的正统性，就必然要考虑到司马氏政权是从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合理性，所以，肯定曹魏政权是“正统”也就是肯定了晋朝政权是“正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定位，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为曹魏的君主立“纪”，为蜀、吴的君主立“传”；曹魏的君主称“帝”，蜀、吴的君主称“主”；曹魏君主之死称“崩”，蜀汉君主之死称“殂”，孙吴君主之死称“薨”。

　　在年号上，在《魏书》中对蜀、吴君主即位称帝皆无其年号，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即位，则必记魏的年号。

　　与此同时，对曹氏篡汉、司马氏篡弑代魏的行为进行百般回护，冠以“禅让”美誉进行描述。

　　《三国志》问世后，流传很广，赞誉颇多，但一些目光敏锐的士人已经感觉到这本书的负面效应：它将会助长那些朝廷权臣们拥兵自重、觊觎非望、弑君夺权风气，对社会安定将造成不良影响。

　　除习凿齿外，袁宏、范晔等人都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了。

　　与习凿齿同时代的袁宏，在其所撰《后汉纪》中指出：“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彻底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后汉纪》的末尾，不是结束于曹丕篡汉的公元220年，而是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作结，即将公元221年由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与公元25年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实现无缝对接。其史家之良苦用心是十分明晰的。

　　后来的刘宋时期的范晔在撰《后汉书》时，坚持据事直书，对《三国志》中一些不妥的提法进行了纠偏反拨。

　　由此可见，习凿齿撰《汉晋春秋》，除了有为晋室争名分、扼制桓温觊觎之心等政治目的以外，也对当时的史学研究另辟蹊径做了表率。

　　事实上，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也已经出现了“季汉”字样。

　　《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杨戏传》载，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年)著《季汉辅臣赞》，直接点明“季汉”，其中的《赞昭烈皇帝》中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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