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钱、给福利：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的在华非洲学生还要闹“退学”？

作者：蒋华杰，来源：微信公众号“合众声”，本文转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原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华非洲学生“退学现象”分析》

1958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周恩来强调对非洲需要进行更艰巨深入的工作。除增加物资援助之外，向非洲政党组织传授革命经验成为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核心措施。在中国看来，当时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致命缺陷是革命经验匮乏，尽管万隆会议后非洲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组织由 48 个爆增到 147个，但大部分“缺少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经验，不懂得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相信中国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经验适用于情形高度相似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7月，他在与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进行的两小时长谈中，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

令中方欣喜的是，不少非洲政党当时已有借鉴中国革命经验的意愿。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穆米埃、岛安迪和金格·阿贝尔表示基本接受中国的革命观点和斗争经验，喀盟文件也经常引用毛泽东著作，几内亚民主党领导人则公开表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最接近我们”。

1960年，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传授革命经验的工作全面铺开。中联部在夏秋之际安排了规模空前的来自喀麦隆、刚果、桑给巴尔、尼日利亚等国政党的近百名干部来华接受短期培训。同时，接收更大规模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的时机也已成熟。中方通过亚非青年会议等途径与非洲左派青年团体的接触发现，访问过中国的一些非洲青年、学生代表回国后“都有不少程度的转变”，他们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具有“很强烈的革命情节和对毛主席的热爱”。

在主观意愿之外，经济成本也是留学教育不可或缺的条件。留学教育成本高昂，50 年代留苏学生的人均年消耗等于25个农村家庭的年收入总和。60 年代培训外国留学生仅生活费人均每年1000 元，相当于两个中国大学生的年工资总和。在当时国内经济已陷入困境之际，非洲学生的培养费实属一笔不菲的财政开支。然而，相对亚非拉的革命事业而言，中方认为这些开支物有所值，因为“若一百个学生中学成回国有一半是真正闹革命的，则将对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7月，外交部正式提出接纳一批黑非青年学生来华学习，利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培养黑非洲革命干部的计划。

外交部的计划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1960 年初在华非洲留学生已有 45 名，超过当时非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总人数的半数，但教育部依旧将当年预留给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增至 300 名。7 月底，教育部门讨论了接收留学生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生活管理等问题。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被确定为培养非洲留学生的指导原则，来华学习革命的非洲留学生既要掌握技术也要学习革命经验，为施加“积极影响”，政治教育必不可少。另外，接收非洲学生的标准首先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具体的联络接收工作由教育部授权的对外文委、全国学联以及 4 月新成立的中非友协以“民间机构”的名义完成，它们通过非洲青年组织、政党和个人关系及其它特殊关系介绍非洲学生来华。非洲留学生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来自被认为是中间派的民族主义政党，其余为非洲共产党以及左派民族主义政党组织所派，至于政治立场被认为“右派”的民族主义政党组织，中国则没有接收其留学生的打算。

到 1960年12月底，201个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已被赠送给 17 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或政党组织。自11月开始的 3 个月内，62名非洲留学生抵京。1962 年初，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数量达到了顶峰的118 名。

二、在华非洲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待遇

同朝鲜、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留学生一样，到中国学习革命的非洲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享受高规格待遇。由于几无汉语基础，他们首先被送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接受为期一到两年的中文语言培训。学校通常单独为其提供十人以下的小班教学，为提高教学效果，初期的中文课不但使用媒介语，而且还配套设幻灯、录音、听力等各种电化教学设备。此外，学校还为人数不多的非洲学生配备广播站以及藏有各国报刊、杂志和课外读物的专用阅览室。超过八成的非洲学生能按时通过语言考试，之后进入北大、清华、人大、上海同济等国内一流的大学进行四到五年的专业学习。相比中国学生选择专业受制于分数，他们通常可以自主选择心仪的开放专业。

归纳这一时期非洲学生与中方的矛盾冲突，可以发现其集中体现在生活待遇、专业学习、政治教育、男女关系这几方面。非洲学生并不满意中国大学提供的食宿条件。加纳的特特兄弟要求每餐供应鸡蛋，而中国学生一年也吃不上几个。另一些非洲留学生要求学校全天供应热水，并拒绝与中国同学共用澡堂，要求学校为留学生修建独立洗浴间。高额的生活开支使得中国政府每月发放的 100 元奖学金入不敷出，非洲学生到处借贷甚至进行经济犯罪。

在 60 年代初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大部分非洲学生开始利用购买商品的特权倒卖紧俏商品，迫使中方对他们采取限购措施。中国大学的生活管理制度也令非洲学生无法忍受。外语学院的苏丹和肯尼亚留学生集体抱怨外出请假制度过于严格，整个学校成为“一座监狱”，而不是他们需要的“自由的大学”。非洲学生尤其不满宿舍的出入登记制度，当他们得知来访者需要填会客证时，坚持认为这是宿舍管理人员在调查他们的朋友，他们抗议自己受到了监视，桑给巴尔学生因此与传达室发生冲突。此外，非洲学生还经常怀疑有人扣押了他们的信件，在某些时候，非洲学生的猜疑甚至会让中方人员觉得他们不可理喻。他们怀疑学校派辅导员和中国同学来辅导功课是为了监视，甚至留学生宿舍冬天只开一个大门也会被认为是为了方便中国人观察他们的进出。

非洲学生对中国大学的入学安排以及专业选择提出质疑。外语学院的苏丹和肯尼亚留学生在得知很多白人学生进入北大学习后，质问校方缘何让白人去北大这样“物质好、制度松”的大学，而把非洲人送到“物质条件差、制度严”且是低一级的学院，并集体要求搬去北大。索马里留学生要求学习航空、军事等保密专业，他们在遭拒后冲击学校留学生办公室并以罢课回国要挟校方。挑剔学校和专业的非洲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部分非洲学生来华之前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43 名索马里留学生中只有 6 名达到中方要求的高中学历，其余都是中小学毕业，个别甚至是警察和小贩。

尽管如此，依旧有不少非洲学生在学习上敷衍，他们经常性地迟到缺课，无法准时提交作业，拒绝在课堂上站立回答问题，甚至不参加考试。非洲学生集体抵制中方安排的政治教育。他们认为每周花四五个小时上政治课是浪费时间。赫威这样描述他对中国教科书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教育内容的反感: “当你打开一本新书就会发现里面的主题和之前那些书的主题是一样的”，“( 书) 没有原创性，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很老的故事”。无处不在的政治教育使多数非洲学生开始抱怨和批评中国没有思想自由，他们认定政治课是中国政府向自己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阴谋。他们因此开始在课堂上抗议，当赫威在一堂历史课上听到中国老师要求讨论“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同情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后，他表示抗议并离开教室。一些非洲学生拒绝参加中方安排的诸如参观革命博物馆、与老工人和劳模座谈之类的活动，将中国政工干部的安排视为“摆布”。桑给巴尔学生认为这些活动是变相的思想灌输，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工干部的宣传，宁可单独去老百姓家里访问。

对学习、政治缺乏兴趣的个别非洲学生却十分热衷发展两性关系。一些非洲学生与中国女子或非洲女留学生存在着私人的男女关系，即便是已结婚的非洲学生也不例外。在北大学习的马拉维留学生潘达乱追女人，喀麦隆学生因为女人发生内斗。非洲学生不但在校外找女人，而且还对女同学有诸多不轨企图。他们邀请女同学参加私人舞会，打骚扰电话，甚至还请她们到自己的宿舍睡觉。马拉维留学生亨利·卡姆温多在北大骚扰女同学，导致该校外国女留学生集体恐慌。

教育部门在最初的冲突中往往作出妥协以缓和矛盾，他们不但提高奖学金额度，并在伙食质量、住房和洗浴条件上满足非洲学生的特殊要求。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短暂效果。闹事的苏丹和肯尼亚留学生的对立情绪因为中方满足了他们的物质要求以及开展联欢、游览等活动而得到很大缓和。但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学校和公安部门却寸步不让，他们禁止非洲学生带中国女子入校，劝告中国女子远离非洲学生，甚至强制将中国女子调到其它城市。双方因此冲突不断，加纳的特特抱怨学校的阻挠使他失去了几个女友; 尼亚萨兰留学生卡姆温多因女友被拦在北大门外，与门卫和前来劝架的中国学生、干部大打出手。

禁止异国恋爱的政策并非针对非洲学生，5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恋爱常被阻止，原因是会影响学习，这也成为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阻止大学生发展私人感情的重要原因。在非洲留学生最初生活的外语学院，校方要求每个中国学生不要在大学期间结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树雄心、立大志，集中精力学习”。对于外国留学生，情况则更加复杂。留学生来华本为学习革命，但中方通过内部调查发现，外国学生与中国女子的私人交往同社会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天津市公安局调查与外国学生来往的 95 名中国女青年中，有流氓、暗娼行为的26人，品质不好、生活腐化和讨便宜的 65人，仅 4 人没有问题。上海对359 名与外国学生往来的中国人进行调查后发现阿飞和暗娼有133人。另外，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女子的恋爱行为不仅会妨碍学习和思想健康，还会危害国家安全。公安部门曾发现印度、法国和瑞典留学生利用男女关系进行间谍活动，而非洲学生在这方面也有不良记录。因而，中方有足够的理由对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女子的接触和恋爱严加防范。在男女关系问题上，连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阿尔巴尼亚学生也无法获得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学生和非洲学生之间真实的个人关系并非如宣传的那样亲如兄弟。

在非洲学生看来，遵纪刻苦的中国大学生俨然斯巴达人。中非学生在一些诸如民族解放等被认为拥有“共同意识形态”和“相似历史经历”的问题上也没有共同语言。信奉天主教的赫威回忆了双方对“解放”这个核心概念截然不同的理解。非洲学生认为解放就是赶走殖民主义者，但当他们从中国同学的口中听到“尼日利亚和刚果等非洲国家现在还是没有解放”后，才明白中国学生对解放的理解是“将一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原本被设计为交心的谈话，经常成为中国学生向非洲学生灌输政治观点的说教课。

在很多中国学生眼里，非洲学生都是令人敬而远之的他国政治族类。中国学生之所以这样看待非洲学生，是因为政治身份认同在 60 年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交流规则中起着关键作用。1949 年后，国家不断通过各类政治运动划分和排列社会成员的政治成分，并以此为依据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进而在全社会形成新的以阶级出生论为标准的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在 60 年代初期的高等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国家严格限制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的“黑色政治类别”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62 年全国大学新生中工农出身的人数占 53. 62% ，剥削阶级出身的为 15. 66% ，而 1963 年分别为 59. 64% 和 12. 99% 。很多来华的外国留学生均有政治成分的问题，中方因而促使他们参加高密度的政治活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角，进而获得整个社会的政治身份认同。

60 年代初，北京的高校和教育部门不断组织学生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座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仅从 1962 年 9 月到 1963 年 7 月，有留学生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共 78 次，平均每周两次。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政治身份已成为确定自己与外国学生关系亲疏远近的绝对标准，肤色并非扮演关键的作用。白皮肤的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曾因为各种不良的言行被视为异类，北大的苏联留学生也曾因为“修正主义”者的政治身份遭到中国同学的疏离和歧视。以当时的政治成分标准衡量，多数非洲学生出身部落贵族、律师等家庭，这已是“出身不好、政治落后”，而非洲学生前述的种种行为则更是让中国学生与这帮“生活腐化、作风不正派”的群体没有共同语言。

中国学生不愿与这些政治上有问题、懒惰、成绩低劣并且行为不检点的非洲学生发展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私人关系，他们往往以没有得到上级许可为理由拒绝非洲学生的私人邀请。尤其是对于中国女学生而言，私下的男女关系不仅有悖道德伦理，而且会左右个人政治成分，况且非洲学生的“放荡”更是让她们闻之色变。她们选择回避非洲留学生，拒绝与之握手、跳舞，甚至不愿意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实际上，因为担心非洲学生的“资产阶级习气”感染中国学生，中国大学的管理者也限制双方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喀麦隆学生被认为是政治上最进步的左派非洲学生，但他们也得到了中方负责人的“提醒”: 由于风俗习惯、社会风气和观点不同，往来过密会带来分歧，希望双方“有理性地掌握这种局面”。所以，加纳学生认为自己只能体会到政治上的友谊，却感受不到生活上的友谊。

来华前，绝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关于中国的认知来自地理书、中国政府的宣传和非洲访华代表团，多数人相信中国是地球上真正的天堂，但在中国接触到的现实却让他们心理落差巨大。本土意识和种族观念极强的非洲学生本来就对一些中国人因为好奇心和害怕而做出的举动心怀戒心，他们往往将中国人在街上叫自己“黑人”、围观以及工厂里的女工的躲避行为视为一种歧视。当自己在学习、生活、男女关系问题上受到更多阻碍时，多数非洲学生也并不能理解中国同学的疏远和躲避是因为政治身份差异导致的心理作用。当自己新交的女朋友突然失踪后，他们怀疑是被中国政府关进了监狱，而实际上却是女方不敢和他们接触。当自己无法与中国学生交朋友、无法融入社会生活并逐渐地被孤立时，非洲学生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人为制造隔离，苏丹和肯尼亚学生认为外语学院就是中国政府设的黑人区。长久积累的误解和由此导致的积怨终于在阿里的一包烟上爆发出来，造成了“退学现象”的发生。

回顾 60 年代的留学教育项目，非洲学生远没有达到对外文委当初“一半回去闹革命”的预期。

1962 年“阿里事件”发生时，来华的 147 名非洲留学生中只有 15 人完成学业。大部分人回国后销声匿迹，索马里留学生甚至在回国途中散播反华言论与宣传品，以此发泄不满。

1963 年后重点培养的喀麦隆留学生也没有成为非洲革命的种子，他们先是在政治斗争中丧失掌握喀盟海外留学生组织领导权的机会，又于 1965 年失去喀麦隆国内斗争的领导权。1966 年，喀麦隆人民联盟放弃模仿中国的武装斗争路线。

六、余论

观察以 1962 年“阿里事件”为中心的非洲学生“退学现象”，不能忽略新政治身份认同在建构个人与群体关系上的关键角色以及教育援助的世界革命使命这两点历史因素。

在经历了 50 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改造之后，60 年代的中国社会秩序以及群体观念已与 1949 年之前形成断层，新的社会生活的特征是以政治身份划界、思想单元化并带有军事组织化性质。相应地，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演变成一种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知识和能力培训。60 年代中国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大学教育和社会生活，即便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学生也一度水土不服，并因此产生矛盾。

非洲学生在作为西方殖民地的非洲地区成长，深受西方文化观念乃至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自然难以适应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生活。事实上，非洲学生的不适应性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这类社会制度和教育模式类似的国家。

中国给予非洲学生超国民标准的物质待遇，相信以反帝反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共同性、相似的被殖民的经历和由此形成的历史记忆可以战胜制度价值观、文化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但却忽略大学教育是一种以对本土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接纳与体验为基础的知识能力教育。因此，中方完全以国际阶级斗争的思路处理“阿里事件”，并在之后继续利用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革命教育改造非洲学生。可是，这种革命教育并不能消除既有的隔阂和误解，难以促进双方的真实交流，政治上的进步依旧无法让非洲学生适应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社会生活。但是，随着 1976 年后中国社会趋向开放、个人生活逐步日常化，政治身份认同的障碍逐步消弱，此时来华的非洲学生认为自己的处境已经大为改善。

在革命教育已经远离的今天，随着中国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大量非洲留学生开始选择来华学习，他们中的多数对今天中国社会的正面印象明显提升，但依旧还有个别非洲留学生认为自己遇上了困难。这提醒我们需要在价值观的多元共存、个人的日常沟通与理解以及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学习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消除留学生和中国社会之间的认同障碍，以期避免误解的再度出现。

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和借鉴。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