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

  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

  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

商鞅画像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

  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成。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

  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

  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

  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文人地位的陨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

  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

  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

  从汉武帝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

  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到了清朝,知识分子更惨,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的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

  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

  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哲学王读书”(ID:lixiangguod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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