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们的制度对官员是有较高要求的,这是好事。事实上,正因为有严要求,我们的干部在关键时刻才能经受考验。在疫情、汛期等紧要关头,都有大批干部敢担当敢作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也正是因为有严要求,我们才能把少数害群之马识别出来。让那些“贪官”、“太平官”不得安心,是绝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共同诉求。让所有的官员都受到约束,不得乱作为,也是制度要求——公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这是基本规则。

  一

  但有些要求确实已经走向反面了,不仅不利于发挥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还影响了其正常履职。基层正在出现不可思议,却实实在在发生的“官不聊生”现象。比如:

  ——“白加黑,五加二”。这在相当一段时期,被社会上当成是一个正面现象来宣传。这本来是一个高标准,非常态,现如今却成为相当多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基本要求,常态化工作状态了。

  加班加点不是不要,但也要考虑有没有必要。比如,各级领导和普通干部都保持24小时不关机,这种要求虽然高,却也有合理性,毕竟要防意外。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全员上阵、加班加点,大家也理解。

  但很多单位,不管有没有大事,加班是常态。领导不下班,下属就不能下班,“陪班”成了常态。不管是不是应急部门,都要求24小时值班。有些部门,因为地位比较高,自认为对干部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就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比别的部门忙,要通过加班来显示部门的特殊性。

  ——八小时之外健康生活。管好八小时之外,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事情,管着管着就变了味。有些娱乐场所,干部不能去;有些聚会,干部也不能参加。哪怕这些场所再合法合规,这些聚会再普通不过,那也不行。

  一些地方的纪委时不时出台一些规定,抓小圈子聚会、抓吃喝风等问题,其意图本是通过正作风来解决可能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但通常情况下,只能抓一定级别以下的干部、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场合抓一下。

  领导干部也要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聚会,也有不少工作宴请,表面上真是违规或顶风作案,但实际上又情有可原,真抓了,这时候处理还是不处理?很是尴尬。于是,一个本来是针对极少数人正风纪的措施,变成了“扰民”。

  ——正常假期无保障。休假和度假,很多基层干部都忘了有这回事;尤其是担任了一定领导职位的干部,基本上和假期绝缘了。过去几年,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基层处于临战状态,原则上不出本地、不休假,倒也是情有可原。

  但越来越多的地方,把这种临战状态常规化了。这倒不是有什么明确的制度规定,但一些请假制度,比如要层层审批,还要主要领导亲自批,就足以让想请假的人知难而退。除非是有充分理由,否则,哪怕是自己的权利,也不能主张,就怕给领导留下不好印象。

  有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他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看望老父老母了,今年春节,县委书记主动提出来,让其春节放假回去几天,他真是感动得想掉眼泪。

  有些地方的基层工作因为有重要任务,经常加班加点,一些有家庭任务的干部,哪怕是被提拔了,也不去,最后落了一个组织处分。

  主动节制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很多基层干部的自觉行为。比如,很多基层干部在进入一些重要部门之前,就已经考虑好了加班加点。夫妻中只要有一位进入这些单位,则必定要牺牲另一位的事业,这样孩子才有人带、老人才能照顾。

  有些基层领导,也在主动节制自己的八小时之外生活。但凡是对自己有点要求的,也有一定上进心的基层领导,绝不出现在娱乐场所,哪怕是工作需要,也会让合适的副职出面,自己则象征性出席一下就退出了。

  以至于,一些年轻的选调生出身,或是从上级机关下派到基层领导,不太容易和同事们一起吃吃喝喝,融为一体。

  由于有一定权力,但施政的环境又不熟悉,不少干部都害怕一不小心被人抓住把柄,前途尽毁。有位从省级机关到地方担任领导职位的基层干部,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干脆辞职跳槽到国企上班去了。

  二

  有些基层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充满了无意义感、折腾感,时时处处都在考虑逃避和自保,实在是制度的意外。

  一方面,干部被围猎的风险确实在加大,不慎重还真不行。很多基层领导都说,哪怕是掌握一丁点的权力,都有履职风险,如不小心谨慎,被人挖坑了都不知道。

  比如,某分管国土规划的副镇长,因工作关系,有一次和辖区某村书记一起喝酒,在村书记提供的文件上签字了,导致该村的一个违章建筑获得了合法手续。事后追查,该副镇长承担了刑事责任。

  一个领导,只要有一丁点爱好,有所图的利益相关者肯定就会盯上。有不少基层领导坦言,“围猎”手段实在是多,也足够隐蔽。很多基层干部,在还没当领导的时候,利益相关者就已经看准了其前途,“放长线钓大鱼”,自己被围猎了还不知道。

  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生态也在改变,履职越来越难,越来越被动,压力也越来越大。基层流行三个顺口溜,很是能说明基层生态的变化: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基层流行,说的是部门与属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揭示的是乡镇任务多而杂,责任也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乡镇的重要性。上级职能部门的各项工作落实,离不开乡镇党委政府的协调、落实和配合。

  那个时候的乡镇,虽然处于压力型体制中,得承担各种层层分解的任务,完成指标考核。但总体上有自主权,能够正确决定自己的工作秩序,对职能部门还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

  如今看来,八九十年代的乡镇,可能是乡镇干部的黄金时期。

  ——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最近十年来,“钉钉子”“抓落实”的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上级的督察、检查不断加大,“清单制”、倒排工期、攻坚作战等工程管理和军事斗争的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基层治理中。

  基层是一根钉子,被上级各部门捶打。通过各个领导小组来高位推动某项具体工作,通过动员基层、运动各方面完成任务,逐渐代替了常规工作法。

  在这种情况下,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的关系在颠倒,属地政府主要是在落实职能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和项目,随时接受其检查督察。当然,职能部门也基本上不存在请求属地“协调”的情况了。

  ——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最近几年,监督下乡是一个显著现象,国家对基层的合规化要求在不断提高。但基层的实际往往又不一定能满足合规要求,导致基层总是被问责,监督是把刀,基层得伸头。

  很多情况下,基层是以“属地责任”的名义被问责的。在“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体重中,职能部门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责任甩给属地政府了,它们往往不在具体承担某项任务,而是专门督促和检查、考核基层完成任务的情况。

  因此,看上去事权下放了,但责任也下放了。哪怕是“权责一致”,但基层其实并不想要哪件事。何况,很多时候权责并不一致。比如,职能部门可能只下放事权,但核心的审批权并不下放,导致基层没办法把事情做好,但根据职责匹配的原则,基层承担责任似乎又是合情合理的。

  于是,基层为了被问责,哪怕是不断被锤打也愿意,上面只要有要求,下面就有反应——倒不一定是为了有什么结果,而仅仅是为了避责的需要。

  三

  客观上,干部很忙,一部分是源自于一种不正常的组织文化,但很大原因还是源自于当前基层治理生态的变化。

  任何一件事,只要引起了社会反响,上级有指示,就得连夜整改,连夜出结果,基层肯定不能掉以轻心。

  也就是说,一种“应急”“防万一”的工作机制,已经常规化了。过去,应急和常规是两种工作状态,两种工作机制,但现如今,这两种机制已经界限模糊。以至于,基层只能疲于应付上面一个又一个指示,很难根据实际自主决定工作秩序,没有自主调节、劳逸结合的空间。

  哪怕是指示不多,基层的主要工作也是防意外,“不出事逻辑”贯彻到了所有工作中。哪怕是那些争先创优的地方,有积极向上的氛围,其底层逻辑也是“不出事”。因为,只要“出事”,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而对于普通地方而言,“不出事”就更是明显。很多地方的工作目标是不显山不露水,既不要最好,也不要最后,中间最好。只有在中间,上级才不会有太多关注,基层才能有一定的调节空间。

  久而久之,基层领导和基层干部都谨小慎微,但凡是上面有个通知,不管合不合理,还是遵照执行的好,哪怕是涉及到自己的八小时之外,也尽量遵守。管好干部的八小时之外,让其有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在一些年轻领导干部里获得了认可。

  总归而言,“基层”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基层干部和群众混在一起,基层组织也和基层社会混在一起,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是好是坏一清二楚。但如今的基层,干部是干部,群众是群众;组织是组织,社会是社会,中间总是隔了一层。

  干部和群众对基层工作的认知,有极大差异。干部觉得自己很忙,群众不理解;群众觉得自己总见不着干部,干部在尸位素餐。其实,两者都有道理,这是基层生态的一体两面。

  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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