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宋史专家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上书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


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


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


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


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


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


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


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


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


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由此可见,保证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思想空间和政治空间,对整个政治生态的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


来源:九州出版社读书会(ID:jzhpress),本文摘自《从陈桥到厓山》(作者:虞云国,出版: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