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所有意志脆弱之人,当无力肩扛现实时,都会设法作精神上的逃遁。古之文人,“入而儒,出而道,逃而佛”;洪秀全实际也是走相同道路,无非“佛道”于兹变为“爷哥”而已。他对国事情势变化的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以及完全执着于自我想象,是他放弃现实的极好证明。

  “懒癌”皇帝们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或至截然相反。有的宵衣旰食,“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忙得不可开交;也有的懒理朝政,以至臣子们一二十年难睹天颜一次。前者如朱元璋、玄烨,后者则有明世宗、神宗这对特立独行的爷孙。曩者论此,视为英主、昏君之别。其实说起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帝王,所以至此,原由一模一样——皆因帝权过于集中。

  大权独揽,就得日理万机,帝王如果不肯懈怠,惟有事必躬亲,整日四脚朝天。反之,另外一些帝王,却被万事系于一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不耐繁剧,索性来个闭门不纳,自己藏头露尾,躲其清净。换句话说,若非二千年来帝制中央集权,并且后来中央集权又废相权、进至于帝尊独权,做皇帝的,既不至于出现什么英主,也不必导致另一些堕落为昏君——他们其实同属被逼无奈。

  嘉靖、万历二帝之荒怠,闹出不少奇闻。例如嘉靖迷于炼丹,道士段朝用告诉他,“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他便传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居然请假离职,举朝愕然。万历比他祖父更奇葩,奉行“五不主义”: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缺官不补。四十五年二月,百余名群众齐聚长安门外请愿,“环跪号诉”;他们都是一些在押犯人的家属,因为皇帝很久不理政务,致使镇抚司长官缺员,无官理刑,“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人犯自生自灭,有些本来罪不至死的普通犯人,竟至瘐死狱中,“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无辜者不得早雪其冤”。官缺不补是一种情况,也有相反之事,在任官员如因各自缘故想求去者,同样告请无门,“章必数十上而不报”,一再打辞职报告皆无回音,最后大家只好“拜疏自去”,留下一个书面说明,不等批准,自个儿走人。

  常年在线隐身状态

  洪秀全虽未至嘉靖和万历的地步,但也懒愿理政。所幸他不曾和他们一样,都一干好几十年,否则,洪天王垂拱而治的行为,只怕也很可观。实际上,洪秀全在天京前后十年,末几年,这种况味越来越浓。

  早先,洪秀全的神秘,倒不缘于懒理朝政,而是轻易不公开露面,尤其不让外人知其下落。从头到尾,有幸见其面者,除开太平天国高官,或许外加罗孝全这么一位外国人。这造成洋人一度普遍怀疑是否真有其人,抑或他是否早已死掉。

  1853年,麦都思牧师邂逅一名天京的逃兵,马上提出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问他是否确有太平王这么一个人,或者是否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他已死去,在轿子里到处招摇过市的仅是他的偶像。他说,他毫不怀疑太平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外出时总是坐在轿子里,但由于被绸子层层遮掩着,因此,一般人并不能看到他。然而,最高级官员每晚都能见到他,他们每晚都去商议朝政和领旨。

  洪秀全过于诡秘。从他入金陵之日起,便即如此。《金陵省难纪略》写其入城:乘黄轿自水西门入,被侍从水泄不通地围住;所有路人跪地,不得仰视;众多随行女眷骑马跟在轿后,“纱帕蒙面”,有如穆斯林妇女;轿子径入当时两江总督府,之后“不复出”。这是他在南京惟一一次公开出行,而在场市民却并不相信他存在,谣诼广传,认为“天王是木身无其人”。入城后,也有一谣言,说杨秀清将洪秀全诱于荒淫,“困洪逆于酒色以揽其权⋯⋯自是贼中事洪逆几不复与,置一木偶舁以临朝,手持一扇以掩其面,杨逆立其旁代为批答,左之右之,惟所欲为矣。”指洪秀全完全不视朝,每次坐殿之人,乃一木制假人。此属捏造无疑,因为洪天贵福、李秀成供状里,都提到过洪秀全坐殿之事。然而,流言蜚语,情有可原。要不是洪秀全自己深居简出,既不接触权贵以下人物,也不露面于外宾,何至有这等奇谈怪论?

  前期的自我封闭,更多出乎安全考虑,是有可能的。然而天京之变后,情况明显不同,安全顾虑,更多转向个人心理变异。亦即,洪秀全不单继续回避公开露面,乃至在国家权力核心层这极小的范围,也懒于理事,幽闭症趋于严重。

  这在李秀成笔下,有大量记述。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臣,李秀成步入核心层后,总共只记有六次与天王面见。平均每年不到一次。

  “凡间的事”我不管

  一般野史,特别乐意说他溺于酒色,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女人身上,《江南春梦庵笔记》便大肆宣扬这一点。好像也不是全无根据,《公选外务裁判官诏》在宣布“自后不理庶政”时,指其由头是“爷降一梦,启示朕妻”——上帝托梦于他身边一位女人,让她告诉天王,以后不必再理国事了。此细节确实启人想象,难怪坊间会从中挖掘后宫的因素。但是,这种“索隐派”的思路,不妨博人一粲,却不宜当真。

  正解在哪里?正解可自李秀成一番谈话中找见。1860年8月,李秀成在苏州接见一个传教士访问团;那时,初露“爷哥朕幼”口风的《收得城池地土梦兆诏》,刚刚颁发不久。会见时,洋人向忠王总共提出三十个问题,请他作答。其中,第二十六个问题问答如下:

  26.天王决断所有的朝政吗?

  是的,但他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说它们是“凡间的事”,不是“天事”。

  对属于“凡间”一类的奏章和请折,他常常仅稍加浏览就批复了,并没有仔细地审阅。

  李秀成的回答,相当严谨。首先,对是否由天王“决断所有朝政”,他断然答以“是的”;亦即国家大权牢牢握于天王之手,这一点绝无疑问、不会动摇。但随后又指出,天王厌烦“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两个修饰词非常重要,一是宗教,一是多,言外之意,天王希望只过问与宗教相关的事务,以及少数关键事务。李秀成的说法,后在《公选外务裁判官诏》完全得到证实,诏旨所用“庶政”字眼,也正好是“凡间的事”和博杂政务的意思。

  其中,真正的关键词应该是“宗教”。天王讨厌冗庞事务,急于从中脱身,并非想以更多时间享乐,而是愈来愈渴望埋头宗教,以便专心致志考虑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思索“天事”。这是他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和心态上的大变化。他的灵魂不知不觉被一些玄思所占据,而“凡间”之事已不能引起他兴趣,以致那些涉及国家大事的奏章,他竟失去注目的耐心,“常常仅稍加浏览就批复”,根本不作“仔细地审阅”。

  这是1861年3月天王终于宣布“不理庶务”的原因,也是末期三年多当中,天京各种事情陷于一团乱麻的终极由来。

  “总有刁民想害朕”

  洪秀全“隐退”如何导致朝政紊乱,梳述如上。他付出国事日隳的代价,去思索所称为“天事”的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世人一无所知。然而,有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就是他在梦幻世界里愈走愈远,以至于天京危在旦夕、断粮绝食,他竟一味命人“信实天情”,“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具俱是有天”,把野草说成“甜露”,宣称可以充饥。你若说他以谎言骗人,则又不然,因为他自己首先相信并身体力行,亲自在宫内挖“甜露”为食,末了命丧于“甜露”。

  尽管前面我们对洪秀全拒理朝政系出耽溺后宫享乐的说法,嗤之以鼻,然而此刻又想指出,也不能尽信他如此表现,仅仅出于“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这么高尚的理由。他的行为背后,只怕确有一些隐秘的因素。

  我们知道他曾有精神疾患,气质中病理未除,根源犹在,很难承受重大挫折。1856年天京之变,虽渡过一劫,却极有可能对他心理造成致命一击。杨秀清的挑战,将1843年以来他借传教的成功而与客观世界逐渐建立起来的协调性、和谐性、一致性,无情打断。他重新陷入对外界的深深疑惧,连自己所立的一些信念,也不知不觉改变了。他不再信任外姓,在政治领域重新乞求于家族、血亲关系的支援,纵然明知洪姓诸人难堪所用,仍然把自己和国家与他们死死捆在一起。

  说起来,我们可于大义上指责他是背弃“公天下”、回归“家天下”,但从自我心理内涵来论,确实表现出他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不信任,开始走向与之相背离、相疏隔。这种疏离,这种对抗或抵抗,不单显现在选人用人上,进而发展到对所谓“凡间”事务充满了抵触、厌弃和惧避的情绪,渴望找到一处密闭、单纯、不受打扰的空间,来安妥自己不堪重压的心灵。于是,宗教便成为最佳的庇护所;在那里,他只须面对玄远的“天事”,而不理睬世事之纷扰。基本上,所有意志脆弱之人,当无力肩扛现实时,都会设法作精神上的逃遁。古之文人,“入而儒,出而道,逃而佛”;洪秀全实际也是走相同道路,无非“佛道”于兹变为“爷哥”而已。他对国事情势变化的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以及完全执着于自我想象,是他放弃现实的极好证明。

  故而,我们可对“隐身的天王”终于下达一个诊断:此系洪秀全心理旧疾,历经漫长掩盖和遗忘后,在境遇和遭际刺激下重新发作。而此番复发,他身居天王、头戴上帝次子光环,毕竟不同于二十年前屡试不第、人生绝意的情形,故不至于完全疯掉,而是借与“凡间”切割的方式,存其部分自信,维持相对平衡的内心,支撑他走完生命最后数年。

  文章来源微信号“合众声”(Hmedia),本文选自李洁非著《天国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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