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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二京的廷臣们纷纷参加大讨论，但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为皇帝申辩的奏折写好了也不敢呈上。在这期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主动为年轻的嘉靖皇帝分忧解困的官员。这些人绝不是为了拍嘉靖皇帝的马屁，而是依《礼》据理，同朝廷中的礼臣们进行理论上的辩驳，形势对嘉靖皇帝是愈来愈有利了。

当时为嘉靖皇帝出谋划策、从学术理论上提供依据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等人。看来，在南京“六部”上班的官员对嘉靖皇帝关心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在北京上班的“六部”官员。

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方献夫列传》记载，方献夫在上疏中引用《礼经•丧服传》内容指出：族中只有“支子”可以过继给别人作为“人后”，现在兴献帝只是生了嘉靖皇帝一个儿子，别无支庶，如果让嘉靖皇帝去做了孝宗皇帝的儿子，使兴献帝绝后，这不符合人情。并且，如果是“为人后”，作为父亲的一定要在生前就立这个人为自己的儿子，这个“为人后”的儿子也曾侍奉过这个父亲，这样，在这个父亲去世后，这个儿子理应为他穿孝服守孝。现在的情况是，孝宗皇帝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武宗皇帝朱厚照，孝宗皇帝生前也没有把嘉靖皇帝朱厚熜作为他的儿子来对待，嘉靖皇帝更没有为孝宗皇帝守丧三年，嘉靖皇帝从来也没有当过孝宗皇帝的儿子。现在礼臣们要逼嘉靖皇帝强行称呼孝宗皇帝为“考”，这也是名实不符的！朝廷中那些礼官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礼经》教义。针对礼官用宋仁宗与宋英宗的关系来类比明孝宗与嘉靖皇帝的关系，方献夫指出：宋仁宗曾经养育宋英宗于宫中，已经是事实上的父子关系，而明孝宗从来没有在宫中养育过嘉靖皇帝，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是：明孝宗有明武宗为儿子，宋仁宗没有儿子，当年宋朝的濮王还有其他儿子，所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宋仁宗，没有造成自己绝后无子；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帝只有嘉靖皇帝一个儿子，别无他子，这是第三点不同。由此得出结论：礼官用宋代濮王之事来比喻今日兴献帝一事，是混淆史实，他们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类比性。方献夫接着指出：明孝宗有明武宗继承皇位，明武宗有嘉靖皇帝继承皇位，“是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实为有后也”。嘉靖皇帝接明武宗的皇位，明朝的皇统已经得到了传承，江山社稷仍然是朱姓在坐庄。方献夫反诘那些礼官们：明武宗君临天下十六年，如果是不忍心孝宗“无后”，现在不让嘉靖皇帝接武宗的皇位，难道就忍心让武宗“无后”吗？这是“不通之说也”。如果按照礼官们的做法，就会变成“兴献帝当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当父也，而强称为父；武宗当继也，而不得继”。这是“一举而三失”，三败俱伤，完全行不通啊。方献夫认为，古往以来，还没有见过“无父之国”。当年舜帝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帝是“窃负而逃”，可见父亲在古圣贤眼中是多么重要。如果让嘉靖皇帝“舍其父而有天下”，他的良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他提醒嘉靖皇帝：“当继统而不继嗣”。“继统”是“天下之公，三王之道”；“继嗣”是“一人之私，后世之事”。方献夫希望嘉靖皇帝对之前的称谓进行修正，“复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方献夫的奏折写好后，发现廷臣们正在一个劲地排斥异议，朝廷已经形成截然对立的严峻局面，“惧不敢上”。面对严峻的局势，方献夫害怕了，只好把写好的奏折压在枕头底下，不敢向嘉靖皇帝呈报。怎么办？难道方献夫的奏折就这样被弃用？嘉靖皇帝争取做回自己父亲的儿子的权利，还能夺回来吗？束有春2026年7月6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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