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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棣迁都北京后，留都南京的“六部”国家机器一直在运转着明王朝中央政权机构自永乐十九年从南京迁都后，因为朱由崧的到来，因为“弘光”建元，明王朝的首都现在是又由北京回到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回到了首首都。留都南京的“六部”从这一刻起，不仅充分发挥出了“备胎”作用，将朱由崧合法合理地推上了皇帝宝座，而且，国家机器的功能被全部彻底激活，如同由原来的二线替补队员，一下子成了投身沙场的锋线队员。在朱由崧弘光朝任用的这些大臣中，如史可法、高弘图等，原先都是“南京六部”官员，现在朱由崧再给他们加官晋爵为“大学士”头衔，让他们在明王朝半壁江山沦陷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为他朱姓王朝卖命，希冀挽回残局，这也是官场惯例。而事实上，南京“六部”官员一直都在关注着国家命运与前途，关注着国计民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早在崇祯元年（1628年），“秦中”即今关中地区就出现以闯王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流贼”起义造反现象，其波及范围已经到了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明朝政府军虽然不断镇压，双方互有伤亡，但农民起义造反的火势不仅没有扑灭，且愈烧愈烈。

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前后，河南又出现大旱灾、大蝗灾，出现“人相食，民间藉藉”的凄惨现象。但是，朱明王朝仍不顾百姓死活，对农民起义造反现象不加以深入的社会原因分析，不从社会制度上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只是一味地继续“耗天下以肥王”，不仅在京城的皇室们整日过着奢靡生活，各路朱姓分封的侯王更是如此，从而更加激起民怨四起，农民起义造反现象日益加剧。明王朝已经出现岌岌可危、国祚将逝的末日迹象，但统治阶级根本感觉不到，继续过着他们的鱼肉百姓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南京就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这个人，主动放弃在家公休时间，前往农民起义造反现象严重的洛阳，对福王朱常洵晓以利害，希望他不要整日“闭阁饮醇酒”、惟“妇女倡乐”是好，要关心体察民生疾苦，尽快开粮仓赈灾济贫，促进社会稳定，尤其是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但福王朱常洵“不为意”，根本不把兵部尚书吕维祺的话当回事。这样一位不关心民生疾苦、又听不进良臣忠言的王爷，最后只能落得在洛阳被杀、其王宫被大火焚烧“三日不绝”的下场。这件事也再次告诉我们，尤其是那些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从事明史研究的学人们，身在留都南京的明王朝“六部”官吏们，他们始终处于国家政治的前沿，他们时刻在关心着国运民生，时刻在发挥与北京“六部”同样的作用。并且，在国难当头，身在南京的“六部”官员们，主动挑起了国家复兴的重任。现在，新福王朱由崧从北京一路南逃，终于在江苏境内的各路官员接应下，顺利来到了南京，是南京的“六部”官员将朱由崧推举为新皇帝，并且让朱由崧在原先由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呆过的皇宫金銮殿上继续升帐建牙、上朝听政。有一直在运转着的南京“六部”职掌和人才班底，朱由崧将明王朝进行下去，撑起明王朝的南半壁江山，直至“中兴”，应该是有基础有资本有希望的。崇祯虽死，明王朝未亡，历史自“弘光”出现的在那一刻，已经留下了真实写照，已经给出了坚定回答。留都的重要功能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确保有后路有退路，有回旋余地，能够确保国家机器得到正常运转。当年朱棣虽然迁都北京而把南京作为留都，并一直保持着“六部”建制，或者说，明王朝从朱棣那时起，就一直让南京享有留都的副政治中心地位，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在北方出现难以逆转的危机时，南京这个首首都的留都作用可以及时补上跟进，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能够保证正常运转。仅此可见，朱棣当年的决策是何等英明，又是何等的具有远见卓识。南京、北京，南北互应，跨过长江、跃过淮河、越过黄河与海河，再由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可以形成强大的政治优势与天然地理优势，在国运危及关头，势必能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束有春2026年6月20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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