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浦置县始于明初，隶属于南直隶应天府。应天府领县凡八，分别是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高淳、六合，而江浦居其一。清朝时期，江浦县隶属江南省江宁府，江宁府领县凡七（雍正八年，溧阳县改属镇江府），江浦如故。

    江浦置县于明洪武九年（1376），比较其周围诸县都显得较晚近。不说隔江相望的江宁、上元二县，就是同在江北的六合县，早在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即有六合这一县名。据《隋书•地理志》，文帝开皇三年，罢六合郡，四年，改尉氏县为六合县，领于方州。

    明太祖朱元璋建置江浦县当然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其实，建县前五年，即洪武四年（1371）八月，太祖认为浦子口“扼抗南北，钳制江淮”，而命指挥丁德筑浦口城，设应天卫于其中，后又增设龙虎、武德、和阳、横海等四卫，凡五卫，又建三仓于此地，用以储备军械粮草等。至洪武九年（1376），割和州四乡、六合县与滁州各一乡地而置江浦县，县治住在浦口城中。其后江水屡屡淹城，又因新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今名凤凰山）下，遂于洪武二十四年（一说二十五年）迁县治于旷口山南麓，延至万历八年（1580）始筑江浦县新城。


               （江浦新城图：取自余枢《万历江浦县志》）

    明清两朝是我国府县志编修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明代“郡邑莫不有志”， 时人又视县志为一县之“大典”，有了县志，才算“有典有则”，合乎规格，因而对地方政府来说，“缺典”是一件较为严重的事情。

    据江浦前辈学人凌竞欧先生考，明成化年间知县张凤请邑人庄昶先生创修江浦县志，不久，张凤去官，编志事继续进行，成书时间不详，书成未刊，藏于县署。该书于弘治年间经由邑人郁珍、石淮等人重修，弘治十七年（1504）书成，未刊，而成书前郁石二人相继去世。万历七年（1579），由知县沈孟化设局编纂，以邑人朱贤为顾问，以张邦直为主编，在上述二志基础上，编成并刻印《万历江浦县志》，这是江浦置县以来第一部获得刊行的县志。

    迄今为止，我们能读到的明清两朝江浦县志计有六种，分别是：（1）明万历七年知县沈孟化组织编纂的《万历江浦县志》，（2）万历四十六年（1618）知县余枢主持编修的《重修万历江浦县志》，（3）崇祯十三年（1640）知县李维樾主修的《崇祯江浦县志》，（4）康熙二十年（1681年）知县郎廷泰的《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5）雍正四年（1726）知县项维正的《雍正江浦县志》，以及（6）光绪十七年（1891）侯宗海、夏锡宝合纂而成之《江浦埤乘》。

    沈孟化《万历江浦县志》是现存江浦县志中年代最早的一部，国内仅宁波天一阁有收藏，学者骆兆平《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考录》说：“国内仅见此帙”。该书凡十二卷，原订四册，阙第三册（即卷六、卷七、卷八），此外各卷触目可见虫蛀、阙页等。1990年，上海书店曾据此本影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2014年，南京出版社《金陵全书》所收录也是这个本子。据《中国地方志联合总目录》，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万历江浦县志》之全帙，期待有一天能取尊经阁本，以补天一阁之所缺，使成完帙。

    沈氏《万历江浦县志》刊印之后，万历三十四年（1606），知县余乾贞、田垦曾先后加以修订，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知县余枢又在此基础上补修、增刻，而成《重修万历江浦县志》。所谓补修，是指保存“沈志”的框架与内容，只增补了万历七年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以来的新材料。所谓增刻，是指沿用沈志的版式，只在原版片空白处或原版片之外增刻部分新内容。余枢称该书为“重修”，以今人的学术视角，当然夸大其辞，实为“续修”。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已严重残缺，仅存三卷（卷一、卷二、卷三）。

    今存县志之第三种为知县李维樾主修的《崇祯江浦县志》，刊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该志实际上也是对上述两种万历县志的“续修”，照录了前志所有的卷目及其内容，续写了前志断限后的有关内容，而对前志里的疏漏和讹误仅略作订正与剜补而已。因两种万历县志皆为残本，崇祯志有保全明代地方史志文献之功。该志刻本仅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南京图书馆等处存有该刻本胶卷。

    《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八卷，为清代江浦知县郎廷泰所主持纂修，刊印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该志大体为续志，前三志内容大加压缩，体例上也有较大改变。全书仅八卷（卷一图纪，卷二疆域、风俗，卷三山川、建置，卷四赋役，卷五历官、学校，卷六人物，卷七古迹、寺观、祠祀，卷八灾祥、艺文、营兵），分卷也不尽合理，但增设“艺文”“古迹”“风俗”等目，极大地增加了县志的人文分量，增加了县志的可读性，为此后几种县志所借鉴。 

    《雍正江浦县志》八卷，刊印于雍正四年（1726），知县项维正主持纂修。该志卷首《例义》，称该志“远稽逖访，采摭不遗余力”，以补苴万历以来诸志之罅隙，并厘正崇祯志“以此事误入彼者”，融会康熙志之“但编新集，未入旧志，不免艮限列夤”者，总之，“酌取原志，另为条晰，归并画一，事增于前，文简于旧”。该志借鉴郎廷泰“康熙志”，专设“艺文志”卷，而广泛搜罗有关江浦诗赋碑传作品，将郎志“艺文志”四十八篇（首）增加至两百十九篇（首），占全书约三分之一篇幅，且将所辑作品按文体分类排列，方便读者检索阅读。


          侯宗海、夏锡宝合作编纂的《江浦埤乘》是江浦明清时期最后一部县志，晚至光绪十七年（1891）始刊行，史料也断限于光绪十七年。该志皇皇四十卷，近四十万字，规模与篇幅皆为六种县志之最。全书分疆域、山水、建置、赋役、学校、武备、祠祀、职官、选举、人物、艺文、古迹、杂记等十三门，门下又分细目共约八十条，如卷一疆域之下分沿革表、界至、形胜、乡保、村镇、风俗、物产等七个子目，等等。

    侯宗海（1826—1907）、夏锡宝（1831—1893）都主要生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亲历咸丰年间太平军之乱。江浦因与太平天国“天京”仅一江之隔，饱受铁蹄蹂躏，生灵涂炭，明初置县以来数百年地方所收藏之官私文献几乎全部毁于兵燹，侯夏二先生各用十余年，“从田父野老相咨询，上下荒陇破塚、猩狐榛莽之区”，又从劫后残余古籍以及“碑版、谱牒”有关邑中故实者，加以辛勤搜集、“甄录而排比之”。此前五种县志，侯夏仅见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好在项志体例已较为完备，又汲取各前志菁华，堪为侯夏编新志所咨用。

    侯夏二先生之《江浦埤乘》除充分利用项志，另广泛采摭相关文献，其采摭书目达二百八十七部之多。尤其可贵处在于，侯夏志所有记述均一一注明出处，以示言之有据，彰显二先生极其严谨的史学精神。二先生又都是极具人文情怀的史学家，记述史实除力求有案可稽，对国家命运、民间疾苦之深切关注之情常不禁溢于言表，而谆谆告诫之，一唱三叹之，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江浦埤乘》得以广泛流传，受到近代方志研究者普遍推重，首先还是因为它在六种旧县志中最具有历史价值。它的史料断限在光绪年中（1891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截至清末的江浦地方通史，而非清朝或明朝的断代史，但它同时包含清朝、明朝以至明初建县以前的重要地方史料。在诸志中，它所网罗采摭的资料是最全面最丰富的，相对而言，它的体例也是最完备最合理的。若要从六种县志中仅仅选择一种出来，向社会大众予以推介，无论取史学、文学、人文性、以及可资开发利用价值等等哪一个标准，笔者都会首推《江浦埤乘》。令人欣慰的是，该志已经今人精心点校注释，由南京出版社以《江浦埤乘·精校今译》之名出版（2020年底）。

    研究江浦地方志，另一值得认真研究的是沈孟化《万历江浦县志》（沈志）。该志为传世的第一部江浦县志，奠定其后各部县志的文献基础，万历四十五年余枢《万历江浦县志》、崇祯十四年李维樾《崇祯江浦县志》，实皆为“沈志”的续写本和剜补本。然而目前国内仅见“沈志”的“天一阁”残本，缺卷六赋役志、卷七水利志、卷八学校志，且“天一阁残本”书页之虫蛀、漫漶、残损，触目可见，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总目录》，日本尊经阁文库①藏有该志之全书，笔者期待能设法取得“尊经阁本”，以补“天一阁残本”之所缺，使成完帙。尤其重要的是，以“尊经阁本”“天一阁本”互校，可望厘清漫漶、补足残缺，整理出一个较为完美的本子。

                                   2026年3月27日改定

  【注】

  ①日本尊经阁文库：属于加贺前田家族，目前由财团法人前田育德会运营。藏书丰富，有日本图书2万多种，汉籍1.7万种，其他档案文书等文献5600种，且多绝版之书及珍稀之本。汉籍以明代图书居多，亦不乏宋元善本。原址位于东京本乡的前田氏旧宅邸内，于1927年之后重建，新址位于今东京都目黑区驹场公园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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