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回答: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

  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

  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作者:傅国涌,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唐主任(ID:gyhs-tg),本文原刊于《纵横》2013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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