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新科进士再次发力,《大礼或问》给嘉靖皇帝带来智力支持张璁上疏,给皇帝支招,处于为难痛苦之际的嘉靖皇帝如获至宝,一下子记住了这位大龄新科进士,当时有没有立即召见张璁,史书记载不详,但立即让廷臣们商议张璁上疏内容是有确切记载的。嘉靖皇帝是多么希望张璁的上疏内容能够获得廷臣们的一致通过,能够让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是自己的父母,不能因为当了皇上就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变成了“叔叔阿姨”了。谁知“廷臣大怪骇,交起击之”。那些廷臣们、尤其是“礼臣”们感到张璁的想法很是奇怪,简直是骇人听闻,坚决不能同意,其中尤以礼官毛澄等最为激烈。礼臣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新皇帝应该以太子的身份来即皇位,反对给嘉靖皇帝的亲生父母上尊号。在双方再次争执不下的过程中,嘉靖皇帝的母亲再次被人接来北京,又到京郊通州了,后来听说朝廷大臣与自己的儿子意见还是没有统一,为顾全大局,就又返回湖北钟祥了。正在新皇帝痛苦流泪、张璁的上疏内容又被廷臣们议决未通过之时,张璁再次发力了,他要为皇帝排难解忧,要为皇帝出金点子主意,就动手写了一本《大礼或问》小册子呈献给嘉靖皇帝,以作为皇帝的礼仪文化活动指南,回答了许多关于礼的细节问题,这是一本为皇帝定制的实用手册。嘉靖皇帝拿到这本小册子,如同又有了救命法宝,对那些礼官们的反对上疏予以一一驳斥。年轻的小皇帝,此刻可能真的是感受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的含义了,应该是懂得了读书、尤其是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读儒家文化书籍的重要性了。张璁这位江南才子,虽然四十七岁才考取进士,可谓大器晚成,但他现在的学问,可以说是真正派上了用场。能帮助现任皇帝解困分忧,在历史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又有几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他要在新皇帝面前认真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大礼或问》可能是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但起的作用却是一般书籍难以比肩的。张璁已经给年轻的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好印象,得到皇帝的重用,那是肯定无疑的了。正是在张璁的智力支持下,双方开始各让一步,互相作出妥协:“廷臣不得已”,通过合议,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见。到了正德十六年的冬十月,在坚持仍然让新皇帝尊称明孝宗皇帝为“皇考”的前提下,追赠新皇帝朱厚熜即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母亲由王妃升格为“本生母兴献帝后”,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
父亲由“王”升格为“帝”、母亲由“王妃”升格为“帝后”,朱厚熜总算为父母尽了孝道,母亲才得以“兴献皇后”的身份再次从安陆出发,来到了北京,与皇帝儿子团聚。
嘉靖皇帝与礼臣们的第二回合的前期较量,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朝廷礼臣们挖空心思,用“本生”二字加在皇帝的亲生父亲母亲头上,让皇上的亲生父亲由“王”变成了“帝”,母亲由“王妃”变成了“帝后”,表面上看是升格了,但问题的根本关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古汉语中,“考”通“㛈”,指已亡父亲,“皇考”即“皇㛈”。礼臣们让新皇帝尊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实际上还是剥夺了新皇帝与亲生父亲朱祐杬的血缘关系,还是没有将新皇帝视为是对“皇统”的继承,而是当作为是明孝宗“嗣统”的继承,仍然是把新皇帝当成了孝宗皇帝的儿子。但第二回合目前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新皇帝朱厚熜即嘉靖皇帝终于能让自己的亲生父亲跻身到“皇帝”行列,并且又有“本生”二字在加注说明。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嘉靖皇帝正式向全国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称自己的父母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帝后”,冠以“本生”二字以示区别。汉字词汇的丰富与灵活运用、为我所用,早已体现出了“中国特色”。
嘉靖皇帝在与礼臣们的第二回合前期较量中,还是被礼臣们给蒙骗忽悠住了,但他又找不出足够的理论依据来继续驳斥。虽然是皇帝,但在个人问题处理上,仍然显得势单力薄,看来光靠一个新科进士张璁还是远远不够的。嘉靖皇帝在继续寻找突破口,寻找转机。一直到嘉靖二年年底和嘉靖三年的初春,重大转机又开始出现了。束有春2026年7月3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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